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asahara Masaharu

  • PublishedNovember, 2020
  • Binding平裝 / 21*14.8 / 384pages / 部分彩色 / 中文
  • Publisher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SeriesTaiwan Studies Series 26
  • ISBN978-986-350-419-1
  • GPN1010901389
  • Price NT$520
  • Paper Books San Min Books / wunan / books.com.tw / National Books / iRead / eslite / TAAZE /

追溯研究史的意義,在於喚起人們關注那些被忽略的歷史軌跡。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從日治時代至今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當代仍參考援引日治時代所留下之文獻者不計其數,卻不曾有人將此期間的研究者及其背景做過系統性的整理及解讀。

作者笠原政治自選二十年來陸續發表與民族分類有關的論文,依日治時代先行者進行研究調查的時間為縱軸,追溯原住民族全體分類軌跡的議題,構成這本以研究史與民族分類為主題的專書。本書從原住民族研究先驅「三傑」:伊能嘉矩、森丑之助、鳥居龍藏等先行者縱橫全島的台灣踏查採集,到《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這部學術著作之解析,以探討原住民族分類的由來與經過,盼能引起更多讀者對台灣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的興趣,並且對日治時代的資料有正確認識與解讀。

【作者簡介】

笠原政治
東京都立大學大學院社會人類學博士課程修畢,日本橫濱國立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退休,現為該校名譽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含沖繩研究及台灣原住民研究。研究專長為文化人類學、親屬與社會結構研究,及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等。著有《「池間民族」考》,編著有《台灣原住民族映像》、《台湾原住民研究への招待》、《幻の人類学者 森丑之助》、《馬淵東一と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等學術書籍,有關台灣原住民研究之論文多刊載於《台湾原住民研究》。從事原住民族研究長達三十年以上,2008年起參加政治大學主辦「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十多年不曾缺席,致力於台日學術交流不遺餘力。


【譯註者簡介】

陳文玲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學士、日本東京都立大社會人類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社會人類學、宗教人類學、台灣原住民族研究、日本民族學史。譯有《伊能嘉矩收藏台灣原住民影像》(1999)等。

圖表目次
導讀:置身百年前時空下閱讀時代
譯者序

序言
  探究日治時代的研究史
  原住民族的分類
  《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
  本書架構

第一部 總論

第一章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以文化人類學為中心
  清治末期之前的紀錄(1895年前)
  日治時代(1895至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45年後)

第二部 伊能嘉矩與森丑之助

第二章 伊能嘉矩及其時代:早期研究史之測鉛
  前言:對伊能嘉矩的關心與無關心
  學習人類學
  在台十餘年
  山地及東部的原住民族調查
  關於原住民族研究的成果
  文化人類學的源流
第三章 俯瞰台灣原住民族:伊能嘉矩的民族分類
  台灣全島調查
  《台灣蕃人事情》與「民族」分類
  俯瞰原住民族
  「熟蕃」、「生蕃」與平埔族
  其他的問題點
  鳥居龍藏的原住民族分類
  結語
第四章 伊能嘉矩原住民族分類的各種資料來源
  清治時代的漢語文獻
  喬治.泰勒的分類
  田代安定與鳥居龍藏的東部原住民族分類
  結語
第五章 森丑之助與台灣原住民族分類
  森丑之助的原住民族研究
  民族的分類及次分類
  森丑之助民族分類之問題點
  結語
第六章 師、友及訪問者:支持森丑之助研究的人物
  引領森丑之助進行學術探險的台灣研究先行者
  在台灣的交友關係
  訪問者及其他
第七章 佐藤春夫筆下的森丑之助
  大正九年夏,台北
  佐藤春夫的台灣之旅
  〈霧社〉裡描寫的森丑之助
  〈魔鳥〉及其他
  返日之後的消息

第三部 關於《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

第八章 如何閱讀名著《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前篇)
  小小的研究室
  實地調查(1930-1932)
  執筆分配
  持續的「囑託人類學」
第九章 如何閱讀名著《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後篇)
  出版之後
  系譜與口傳的資料
  探索遷移的軌跡
  〈台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
  結語
第十章 馬淵東一與民族史之研究
  全心投入原住民族調查的1930年代
  馬淵對《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之貢獻
  往社會人類學的方向發展
  〈台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與《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之比較
  原住民族的分類
  結語

第四部 魯凱族研究史

第十一章 奇幻的「澤利先族」
  「我們到底是什麼『族』?」
  伊能嘉矩與「澤利先族」
  被包含在「排灣族」裡
第十二章 「魯凱族」誕生以後
  台北帝國大學之創立
  《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與魯凱族
  鹿野忠雄的分類
  二戰後的研究
  結語

謝辭
參考文獻
索引

序言

本書共收錄有關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的十二篇論文。所選的研究對象是幾位留下顯著研究成果的人物及其重要著作。本書開始之前,先說明筆者為何選擇這些人物與著作,以及關於各章的趣旨。

探究日治時代的研究史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從日治時代至今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眾所周知,截至目前尚未有人寫過以這整段期間為視野的研究通史。筆者二十多年前在一本日文入門書刊載過的文章〈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小史〉,改題後收錄於本書。1994年在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贊助下,於日本成立一個名為「日本台灣原住民研究會」的研究團體,其在1998年出版一本以一般讀者為對象的入門書《台湾原住民研究への招待》,當中也收錄該文。

本書收錄的其他論文,內容幾乎是限於與日治時代的研究史之相關記述與研究。筆者之所以會對於過去的研究如此關注,有其一連串的原因。

筆者自1977年首度造訪台灣以來,幾乎每年都會到卑南族或魯凱族等村落做調查。那個年代還只能參考日治時代的研究或紀錄,作為訪查的補充資料。除了筆者所尊敬且經常有機會近身接觸的人類學家馬淵東一先生以外,那時對於日治時代積極投入原住民研究領域的人物,並不特別感興趣。

其中一個很大轉機是緣於兩項影像復刻的研究計畫:一項是1980年後半,人類學家鳥居龍藏於十九世紀末在台灣拍攝的原住民族影像復刻研究計畫;另一項是語言學家淺井惠倫於1930年代及其前後在台灣各地所拍攝的影像重現研究計畫。筆者有幸參與這兩個影像復原與分析的計畫,成為團隊成員之一。鳥居與淺井兩人對其所拍攝的影像都僅留下很少的文字紀錄,為了分析這些影像,理解當時的原住民族與攝影者,需要具體的相關知識。透過這些影像復刻的研究過程,筆者對於先行研究者進行過的實地調查及其研究的時代背景,開始產生興趣。

台灣則是從1990年代開始,對於日治時代的紀錄及研究有了較高的關注,以學界為中心開始出現各種動態。其中之一是由歷史學家吳密察先生所主導進行,國立台灣大學收藏的伊能嘉矩資料相關研究。該大學圖書館於1998年主辦了一場「伊能嘉矩與台灣研究特展」,筆者受邀擔任其開幕式的主題講者,吳先生指定演講主題是有關伊能的原住民族研究。本書收錄的其中一章即是以當時的演講稿為基礎改寫而成:〈伊能嘉矩及其時代〉。有關於伊能的台灣研究,歷史學家陳偉智其後也發表數篇論文,出版為《伊能嘉矩》一書(2014)。

1990年代還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不能不提,那就是楊南郡先生畢盡其力的翻譯工程。筆者編著的淺井惠倫攝影集《台灣原住民族映像》(笠原政治編,楊南郡譯1995)在台灣出版時,有幸得到楊先生的知遇。當時引介我們認識的是南天書局魏德文先生。當時楊先生正為了出版一系列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論文選集的中譯本,埋頭進行翻譯工程。譯完該系列最後一冊《生蕃行腳》後,又同時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奇幻的人類學者 森丑之助》(楊2005),該書第一部「學術探險家 森丑之助」主要收錄評論森的文章,第三部則收錄筆者〈師、友及訪問者〉、〈佐藤春夫與森丑之助〉二文。森是一位神祕人物,有關他的資料非常缺乏,這兩篇文章雖然是與森有關的交友錄,仍是有助於了解原住民族研究史的線索資料。

原住民族的分類

本書以有關日治時代原住民族分類為主題的論文較多。每當思考這個課題時,經常在筆者腦中徘徊不去的就是馬淵東一〈台灣原住民族的分類〉(1954a)這篇論文。

但是,當筆者在以屏東霧台鄉為主的魯凱族各村落進行持續性訪查時,筆者察覺到該文尚未清楚說明的問題,其強烈困擾著我,那就是當地魯凱族與相鄰排灣族之關係。眾所周知,魯凱族與排灣族無論在社會階層的秩序、雕刻等造形文化上都有顯著的同質性,乃眾所皆知。在兩族的交界地帶,以局外人來看有許多難以分辨的事項,日治時代的研究者究竟是如何看待魯凱族與排灣族呢?

〈奇幻的「澤利先族」〉與〈「魯凱族」的誕生以後〉這兩章,就是筆者回應這個問題,及嘗試溯源魯凱族史的研究結果。日治時代的研究裡,談論到魯凱族的記述只局限於極少數文獻。這兩篇論文是這些少數資料再加上記載「澤利先族」與「排灣族」的文獻,從中挑出提到相當於現今魯凱族的部分,並以南部原住民族分類的轉變緣由為主,闡述當時的研究史歷程。

其次,筆者處理的是根據日治時代的紀錄,追溯原住民族全體分類軌跡的一項研究。2000年代的台灣,從邵族開始有新的原住民族集團被官方所認定,可說是長久以來一直維持九族分類的大幅轉變。談論單一個別民族認定的問題或許超出筆者能力範圍,但若溯源日治時代,探討原住民族分類的由來與經過,或許有助於大家更深入理解當代的這些動向。

最早的原住民族分類是由日治初期十分活躍的伊能嘉矩所倡導。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出版的《台灣蕃人事情》(伊能、粟野1900)提出見解之相關論述,詳見〈俯瞰台灣原住民族〉一章。重要的是,台灣總督府根據伊能的分類,修正後作為原住民族行政之依循,但並非原封不動地按照《台灣蕃人事情》的分類方式。總督府有兩點修正:一是加上紅頭嶼(蘭嶼)的雅美(達悟)族,伊能在該書完全未提及這座小島上的居民;另一點是伊能將台灣各地平埔族合稱為一個「種族」(以下稱「民族」),而總督府卻只增加「賽夏族」至原來的民族分類中。我們無法確認當時究竟是什麼原因使然,但可知至少大部分平埔族在當時已被排除在官方的原住民族分類對象之外,這點毫無疑問。伊能之後,學術研究領域對於平埔族的關心也就日益趨淡。

〈伊能嘉矩原住民族分類的各種資料來源〉一章是為補充有關伊能的研究而寫,主要把視野放在《台灣蕃人事情》一書提出的原住民族分類之「前史」。伊能的分類並非依據他的實地調查以及總督府的地方機構所蒐集的資料而提出,此章的其他資料來源包括清治時代的漢文文獻,南部原住民族的分類則根據喬治.泰勒(George Taylor),以及田代安定與鳥居龍藏在東台灣所進行的先行調查成果。

1910年代之初,台灣總督府修改了行政上的原住民族分類法,新採用的分類是依據森丑之助的意見,加上賽夏族而成為七族。森的分類以及回應該分類法的總督府之措施,這部分將在〈森丑之助與台灣原住民族分類〉一章論述之。

森有別於伊能在《台灣蕃人事情》的分類,最大不同是該書認為個別獨立存在的「澤利先」與「卑南」兩族,森都合併為「排灣」一個民族,直到1945年日治時代結束為止,森的意見被總督府公認並採納為原住民族行政上的民族分類。不可否認,因此在有關南部原住民族的各種紀錄上也發生不一致的混亂現象。相關具體例子,〈奇幻的「澤利先族」〉一章有列舉論述。

有關原住民族分類法,後來出現重要見解,即1935年(昭和十年)出版的《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移川、宮本、馬淵著1935,楊南郡譯註2011-2012,以下稱《系統所屬之研究》)所提倡的九族分類法。這裡的分類法到了二戰後被採用於原住民族行政上;此外,學術研究上也被廣泛採用。筆者尚未對該書的原住民族分類進行詳細考證,但是在第十章〈馬淵東一與民族史之研究〉有概略論述。

《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

1935年,台北帝國大學的學者同時出版兩部大著作:一部是由當時土俗人種研究室負責的《系統所屬之研究》,以及由語言學研究室負責的《原語的台灣原住民族傳說集》(小川、淺井1935)。這兩部著作的出版經常被評價為日治時代原住民族研究之最高峰。無庸贅述,前者是人類學的研究成果。

然而,這部《系統所屬之研究》卻因整體記述極為複雜而難以理解。除了通曉現地事情的部分專家會想閱讀以外,一般人等則難以產生閱讀的興趣,甚至曾讀過這部大作的日本人也恐怕寥寥可數。

2011至2012年,楊南郡譯註的《系統所屬之研究》在台灣出版。據說翻譯期間前後長達七年之久,是非常辛苦的大工程,這段期間筆者與楊先生保持頻繁書信往來,深知其工作之辛勞。中譯本完成以後,《系統所屬之研究》更加廣泛地被各方參閱引用,筆者非常欣見讀者層面擴大;然而,該書所記述內容難以理解的情況,即使是中文版也一樣。若無連同理解執筆者的學術興趣所在及該書發行背景知識,很難期待這部鉅著會如何被充分活用。

緣於這樣的考量,筆者特別撰寫〈如何閱讀名著《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前篇與後篇兩章,介紹此書三位執筆者及其學術傾向,解說該書所依據的資料蒐集調查及調查對象的地區分工,進一步在筆者知識所能及的範圍內,說明如何閱讀以及理解該書所載的內容。

閱讀《系統所屬之研究》時必須注意的是,該書是由三位學者分工調查,各自撰稿,因此依據分配地區的不同,全書未必能呈現均質性的記述。撰寫全書四分之三的馬淵東一所寫的與另外兩位撰稿者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的記述,及留下資料之精密程度,就可看出其間有相當大的差異性。上述之前篇列舉他們所分工負責的一覽表,或許可作為如何使用該書的參考;後篇則包括筆者對馬淵東一在二戰後發表的長篇論文〈台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馬淵1954b,以下稱〈移動與分布〉,該文亦有中譯版〔楊譯註2014〕)之考察,希望讀者盡可能對比兩章一併閱讀。

2009年為紀念馬淵東一百年冥誕,在台東舉行一場名為「馬淵東一的學問與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的學術研討會,由時任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林修澈主辦。本書亦收錄該研討會上筆者發表的論文,並以此為藍本修改些許內容,改題「馬淵東一與民族史之研究」。此章所提到馬淵東一的著作,只限於與《系統所屬之研究》相關的幾篇論文而已。從上述幾篇論文或許可讓讀者多認識日治末期時原住民族研究的面向。

本書架構

日治時代大略可區分為:明治時期(1895-1912)、大正時期(1912-1926)與昭和時期(1926-1945)。台灣讀者可能不太習慣日本的年號,但這樣的分期方式比較容易表現本書架構。

原住民族研究史中,伊能嘉矩(1867-1925)是明治時期的代表人物、森丑之助(1877-1926)是大正時期的代表人物,《系統所屬之研究》(1935)則是昭和時期重要的研究著作。本書乃沿著時序收錄並配置每章的論文,最後加上具體研究事例,即最後兩章關於魯凱族的研究史。各篇論文發表時序倒是前後不一,如果確知該論文最初發表的年分,會在章末註記最初發表的出處資料。

本書已將初次發表的論文中重複記述處刪除,並修正部分明顯有錯誤的地方。考慮到魯凱族的研究史自筆者初次發表至今,經過約二十年之久,這兩章都做了大幅改寫。只是,這兩篇修改過的文章,都沒有把最早發表之後才登載的著作或新的見解加入,台灣的行政單位及地名等,也都保留初次刊載時的名稱。

最後還要說明本書所使用的名詞。日治時代的文獻多見「蕃」字,有時也出現「支那人」之稱謂,於今看來都是非常不適切的歧視性用語。然而本書是追溯日治時代的研究史,如果刻意將其用語替換成符合現在狀況,可能反而使得語言表達不符當時脈絡。因此本書採取適度加上引號的方式,仍保留文獻上的用法,像是「蕃」、「蕃族」等,並無別意,尚祈讀者寬諒。

此外,像是「種族」與「部族」的用語在台灣總督府官方文書經常出現,學術研究上也已廣泛地固定了,舉例來說,中部山區的鄒族是一個「種族」,包含達邦(Tapangu)及與其同系列的村落「部族」。這兩詞於現在日文文獻已不復見,但本書收錄的主題是日治時代的原住民族研究史,因此還是沿用當時用例,即「種族」與「部族」之用語。

拙著倘若能為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多少帶來些許助益,那是筆者之榮幸。

第一章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以文化人類學為中心(摘錄)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從台灣為日本所統治之十九世紀末開始算起,至今經歷已逾百年。然而,這段時間所做的研究或是調查活動幾乎都非出自原住民族本身所做。直到近幾十年來,原住民族才開始有機會從事自身民族的研究工作。因此,目前為止的原住民族研究史,可說大部分都是來自外部觀點的異民族、異文化。二戰前的日治時代(1895-1945),不用說絕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以日語所做的研究結果。這些研究不單為了統治行政上的需求,當時由於受到歐美人文社會諸學科各方面影響,也呈現那個時代原住民族相關學術研究特色。
 
1945年以後的情況又變得更為複雜,研究活動較戰前更添加學術性色彩,主要以台灣當地漢語(中文)為主體。而同時,日本人的研究工作也依然持續進行,還有少數歐美學者也加入行列,除了漢語和日語之外,也加入英語等其他語言所著作的書籍與論文。在這個時期,對台灣原住民族有興趣的研究者,國籍上及使用語言上逐漸起了多樣性變化。
 
本章聚焦於一向以原住民族研究為主流的文化人類學(或社會人類學、民族學),以時代軸線區分成不同時期,一一介紹原住民族研究史之概要。從日治時代以來,可列舉出語言學、考古學、體質人類學、歷史學等許多學術成果之外,二戰後包括教育學、社會學、藝術、文學等,研究範圍亦有顯著擴大。然而必須聲明的是,本書所陳述的研究史,僅局限於文化人類學及與其密切關連的範疇。
 
清治末期之前的紀錄(1895年前)
 
文獻中台灣原住民族開始以具體形式出現的時間,大約是十七世紀前半左右。最早的外來統治者荷蘭人留下台灣西南部平地住民的各種紀錄,例如改革派教會牧師干治士(George Candidius)描寫的西拉雅族(Siraya)習慣,這對於歐洲知識分子帶來強烈衝擊。眾所周知,日本學者中村孝志亦曾做過一系列關於荷治時代資料的研究。
 
清治時代的行政文書、地方誌、視察報告等開始出現關於原住民族的記事。例如十八世紀前葉,清巡臺御史黃叔璥所撰寫的《台海使槎錄》卷5至卷7〈番俗六考〉(1722)這類文獻中,詳細記載當時人們的生活習慣,也有許多珍貴的民族誌資料。到了日治時代,出現一位原住民族歷史研究的先驅者─伊能嘉矩,他蒐集且讀遍清朝文獻,寫下《台灣蕃政志》(1904)、《台灣文化志》等鉅著。
 
十七至十九世紀後半之間,雖然有了相當數量以荷蘭文、漢文、英文記載的文獻,但是這些紀錄本身不能當成我們現在所認定的「研究」。若是以近代科學方法與實地調查為基礎所做的原住民族相關研究,是要從日本統治台灣的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後才開始出現。
 
日治時代(1895至1945年)
 
先行者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的基礎,是由日本領台後隨即渡海而來的三位先行者: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所建立。這三位日本人是最早時期非常活躍的人物,在原住民族還不太與外來者接觸的那個時代,他們冒著生命危險進行實地調查,僅帶著簡單裝備徒步走入險峻山區及偏遠村落踏查,蒐集到的一手資料成為後來研究基礎,並且在研究史上留下各種知識與見解。
 
兼具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於一身的伊能嘉矩,在當時成立不久的台灣總督府擔任基層職務,從事台灣史以及原住民族研究長達十餘年。他的研究活動涉獵許多面向,從蒐集文書資料或歷史敘述,到包括平地的平埔族與山地原住民族的實地調查,其成果包括前述兩部著作在內共十五冊的單行本之外,還彙整出數量驚人的論文和資料報告等著作。其中特別重要的一本,是最早關於原住民族的概論─《台灣蕃人事情》(1900)。該書是在1897年(明治三十年)與同僚粟野傳之丞兩人花費六個月的時間,一起進行全台的原住民族調查,依據當時蒐集得來的資料而寫成。該書揭示原住民族的八個民族分類,把系統複雜的諸多民族整理成清楚的識別,可謂劃時代的見解。關於伊能的調查旅行,從早期出版的中譯本《伊能嘉矩的台灣踏查日記》(1992)可見端倪。
 
由東京帝國大學派遣到台灣的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從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算起,曾四次到過台灣進行訪查。鳥居總共花了近兩年時間調查,走訪台灣本島東部平地及中央山脈一帶,最遠到達離島的紅頭嶼。鳥居最主要的興趣在於原住民族的身體特徵,此外也發現一些遺址及考古遺物,留下物質文化與生活習慣等紀錄。鳥居蒐集資料的範圍也非常廣泛,曾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等學術期刊發表多篇論文及調查報告,其中一篇〈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1902)是記錄紅頭嶼的雅美(達悟)族及其獨特文化,可謂由日本人所撰寫的民族誌著作之濫觴。不僅如此,鳥居當時還隨身攜帶照相機及玻璃乾版底片進行調查,在各地拍攝人物及村落景觀等。這些影像在鳥居歿後隨之消失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90年才再度公諸於世,集結出版成《鳥居龍藏博士攝影寫實資料目錄》全四冊,在日本及台灣都引起極大迴響。
 
早期研究者中還有一位不可被遺忘的人物,就是森丑之助(丙牛)。森是以陸軍通譯身分來台,到了台灣後深深受到原住民族吸引,徒步遍及本島山區、平地,還有紅頭嶼各村落進行訪查。他對原住民族文化的精通程度,在日治前半時期的日本人可說無人可出其右。1910年,台灣總督府採用森的主張,將原住民族分類部分修正為七族,直到日治時代結束為止,這個行政上的分類法一直為總督府所採用。森的代表作是《台灣蕃族志》第1卷(1917)和攝影集《台灣蕃族圖譜》(1915),其他還有論文及連載等共八十多篇。然而遺憾的是,森還有許多尚未發表的資料,多半都在1923年(大正十二年)的關東大震災付諸一炬,現今不復存在。森最後在一艘定期航線的客船上失蹤,伴隨著令人難以理解的人生而謝幕。森可說是位充滿謎團的人物。
 
行政主導的調查
 
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及其外圍團體為了治理原住民族,曾進行數次實地調查。以下列舉當時的調查報告書及相關出版品。
 
台灣總督府在統治開始不久之後,即指示各地行政機構進行原住民族村落的戶口調查,製作成「蕃社台帳」,然後成立「蕃情研究會」、「生蕃研究會」等官方主導的組織單位。這些組織當中,原住民族調查成果最為顯著的是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創始的「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該調查會於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增設「蕃族科」,以台灣全島各地原住民族為對象,進行實地訪查。之後在大正時期的十年間陸續出版許多調查報告書,包括佐山融吉負責主導的《蕃族調查報告書》全八冊(1913-1921),以及小島由道、河野喜六、安原信三、小林保祥分擔負責彙整而成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全八冊(1915-1922)。這些報告書的調查目的是基於統治行政之需要而進行資訊蒐集,其記述之精疏、可信度等或多或少有待商榷;即便如此,這些只有在那個時代才能取得的珍貴民族誌資料,在今日學術上仍不失利用價值。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的核心人物─法學家岡松參太郎,以上述報告書為主要依據,撰著《台灣蕃族慣習研究》全八卷(1921)。還有,這些調查員當中,像是佐山融吉與大西吉壽聯名編輯的《生蕃傳說集》(1923),後來還有另一位畫家小林保祥出版《台灣原住民族排灣的民藝》(1944),以個人名義留下一些著作。
 
到了昭和時期1930年代,以行政主導的原住民族調查依然持續進行,出版《台灣原住民族調查書》全六冊(1936-1939),是以村落為單位記載詳細統計資料。其他也有非調查報告書的出版品,大約是同時期發行的《理蕃之友》(1932-1943,全一百四十四冊),這是以擔任原住民族行政相關工作人員為對象的小型月刊,內容記載各式各樣的資訊,是對日治後期想要了解原住民族之動向上不可欠缺的重要資料。
 
還有,記載關於原住民族行政的台灣總督府官方紀錄《理蕃誌稿》全五編(1918-1938),基本上是以明治和大正時期(1925年為止)為主,但昭和時期(1926年以後)卻沒有再發行續編。
 
台北帝國大學之創設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報告書發行不久,原住民族的調查就完全停滯。只有極少數的例外,從1925年(大正十四年)後近四年期間,出現像小泉鐵這樣的民間研究者,跑遍泰雅族、阿美族各個村落。此外,還持續在各地進行實地調查的人物幾乎就很少了。小泉後來也出版《蕃鄉風物記》(1932)和《台灣土俗誌》(1933)兩本著作。
 
1928年(昭和三年)台北帝國大學創校,成為呈現停滯狀態的原住民族研究再度喚回活力的契機。該大學的文政學部設置一個名稱很特別的「土俗人種研究室」正式開課。該研究室的編制只有教授移川子之藏與助教宮本延人兩人,而真正從這裡畢業的學生可說只有馬淵東一一人。雖然這只是一個迷你的研究室,卻是日本的大學制度中最早設立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專門學科者。1930年代原住民族研究會之所以呈現活躍的狀態,就是因為以「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正式名稱是「土俗人種學講座」)為中心的調查研究在進行。此外,1930年(昭和五年)文政學部又設立語言學研究室(課程),當時的教授是從日治初期就開始從事台灣語言研究的小川尚義,小川退休後由淺井惠倫接任。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研究能夠提升到國際通用的水準之上,要歸功於這兩位教授的努力。
 
「土俗人種研究室」與「語言學研究室」因為得到第十一任台灣總督─上山滿之進捐贈的研究經費贊助,從1930年至1932年(昭和七年),以全台原住民族居住地為對象,進行全區域的調查。
 
前者是由移川、宮本、馬淵三人各自分擔調查的地區,以民族歷史學研究為主,從原住民族的口傳、系譜傳承了解各民族的遷移、分布、系統關係等,蒐集與社會組織、慣習法等大量相關資料。調查成果出版成《系統所屬之研究》(1935),這是一部可溯源過去的社會狀態,逼近原住民族整體樣貌的浩瀚鉅作,其學術水準與同時期歐美的文化人類學著作相較,一點都不遜色。這部著作所採用的原住民族九族分類法,戰後依然被政府採用為官方分類。
 
後者的語言學調查,小川與淺井也是依地區分擔調查工作蒐集資料,其成果是《原語的台灣原住民族傳說集》。這部著作被評價為往後訂定語言學研究方向的古典作品。然而,這部著作中小川與淺井是將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分為十二種,與移川、宮本、馬淵的九族分類法,見解上有所不同。
 
此外,「土俗人種研究室」結合校內及校外的研究者,創立「南方土俗學會」,該學會發行的學術刊物《南方土俗》(後來改名為「南方民族」)前後共出版二十二冊。又,此時期以個人名義所發表的研究成果也很多,特別是馬淵東一寫了一系列以布農族、鄒族氏族組織與父系制度中的母族地位、山地原住民族的史地知識等主題的論文。台北帝國大學除了土俗人種學與語言學以外,還有社會學家岡田謙進行家族及年齡層的調查,做體質人類學研究的金關丈夫、法學研究的福田增太郎、農業經濟學研究的奥田彧等人,也都在各自領域做過原住民族相關研究。
 
更進一步而言,這個時期在大學以外也有著名的研究,例如宗教人類學家古野清人《台灣原住民族的祭儀生活》(1945),地理學與民族學家鹿野忠雄、考古學與平埔族研究的國分直一,以及住家建築研究學者千千岩助太郎撰寫,戰後才付梓的《台灣原住民族的住家》(1960),像這些在調查上活力充沛,著作成果豐碩的研究者為數不少。從物質文化研究到民族考古學等領域都開拓獨特視野的鹿野,曾被人寄予厚望,然而,不幸地,他在戰爭末期去了印尼北婆羅洲,從此斷絕音訊。其論文集《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兩冊(1946、1951)到戰後才出版,鹿野生前與瀬川孝吉共同彙整,以英文出版的影像集《台灣原住民族圖誌:雅美族篇》(1945),其優異研究成果至今依然有很高評價。
 
從台北帝國大學創立至戰時體制約十年期間,是台灣原住民族學術研究最鼎盛的時期,此時才開始進行研究的世代─馬淵東一與國分直一,直到戰後仍然持續調查與撰寫論文。從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活躍那時算起,經過約半世紀,日本人所做的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穩健踏實地進展開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45年後)
 
研究樣貌的改變
 
戰後的台灣原住民族研究迎向一個新時代,與戰前由日本人獨領風騷的情況有極大變化。想當然爾,主流學術語言已轉為以中文為主的當地台灣研究。然而,日本有部分在戰前很活躍的研究者仍繼續研究,同時也開始加入沒有經歷日治時代的新生代研究者。像這樣戰後的原住民族研究,一邊是以台灣學界為中心,另一方面日本也有為數不少的研究者,原住民族研究就在這樣的狀況下展開。
 
這種情況下必須要考慮雙方使用不同學術語言的問題。雖然,當中或許也有因人而異的差別;但不可否認地,戰後原住民族研究存在著兩種語言,確實是在台灣與日本的研究者之間築起一道牆。這道牆不僅阻隔學術交流或是共同合作的研究,多少也成為阻礙繼承日治時代留下的研究成果,及延續這些共同財產的要因。十九世紀末至今,無論台灣或日本都還無人寫過總括性的原住民族研究史,其中最大的原因,可歸因為使用的語言不同而對於過去研究的認知產生斷層。
 
如此同時有中文和日文兩種學術語言,對於外國的研究者而言也是道阻礙的高牆,這樣的現象至今依然存在。戰後歐洲也好,或其他國家的研究者,也有人來台進行原住民族研究調查,發表的論文也逐漸增加,但整體而言絕非多數。日本以外的外國研究者為數不多,原因可說是使用兩種不同學術語言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