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與日治記憶──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

劉亮雅 著

日治記憶對於台灣後殖民具有什麼意義?何以在日本統治結束超過半世紀之後,二十一世紀卻有許多不同族群的台灣小說家重返日治記憶,深入探索日治時期台灣人的精神面貌?不僅文學界如此,美術界與電影界也高度青睞日治記憶,例如謝里法的《紫色大稻埕》、紀錄片《綠的海平線》、劇情片《KANO》、《不一樣的月光》等。日治記憶儼然成為當代台灣文化的重要元素。

本書聚焦於知名台灣作家施叔青、李昂、郭強生、吳明益、甘耀明的長篇小說,另有一章主要探討魏德聖的電影《賽德克、巴萊》。作者涉獵廣泛的相關文獻,細膩解讀這些日治記憶文本的特點,並將之放在戰後台灣文學、文化、電影的生產脈絡。透過精闢的剖析,作者顯現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與電影重返日治記憶的深刻意涵。與此同時,作者也提出了許多有關台灣文學史與文化史的新議題。對於想要瞭解台灣當代文化特色和台灣小說書寫趨勢,乃至於對台灣文學史與文化史有興趣的讀者而言,本書都深具啟發性。

Revisiting Taiwan’s Japanese Period (1895-1945) has become a major feature of twenty-first-century Taiwanese fiction and film. Many contemporary Taiwanese novelists and filmmakers find it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at the Taiwanese (including the aboriginals) thought and believed as well as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s they harbored during that period, a period that was denigrated and largely obliterated in official history during postwar Kuomintang’s martial rule. Perhaps just as importantly, these contemporary authors and filmmakers are concerned with how the Taiwanese (including the aboriginals) living through these two periods re-membered the Japanese Period. 
 
By contextualizing novels by Shih Shu-ching, Li Ang, Wu Ming-yi, Kuo Chiang-Sheng, and Gan Yao-ming as well as Wei Te-sheng’s feature film Seediq Bale, in tandem with careful readings of these texts, this book argues that these texts can be seen as engaged in a large project of re-memory from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Revisiting Taiwan’s Japanese Period in these texts not only explores pro-Japanese,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and ambivalence toward Japan, but highlights an evaluation of Japanese and Kuomintang rule. Reconnecting prewar and postwar Taiwan eventually points to Taiwan’s postcoloniality by suggesting Taiwan is a young nation with its long colonial history, with its people both fighting colonialisms and influenced by colonial legacies.
 

劉亮雅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英美文學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所)特聘教授、臺灣文學研究所合聘教授。主要研究台灣當代文學與文化、英美二十世紀文學、後殖民理論、女性主義理論、同志理論。著有《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台灣小說》(2014),《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2006),《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2001),《慾望更衣室:情色小說的政治與美學》(1998),Race, Gender, and Representation: Toni Morrison’s The Bluest Eye, Sula, Song of Solomon, and Beloved(2000)。與人合著《台灣小說史論》(2007);主編、導讀《同志研究》(2010)。編譯、導讀《吳爾芙讀本》(1987),導讀、審定《海明威》(1999)、《康拉德》(2000)、《吳爾芙》(2000),導讀《簡愛》(2013)。

導論 後殖民與日本記憶

第一部分 序曲:九○年代的後殖民與後現代論戰

第一章 台灣理論與知識生產:以一九九○年代台灣後殖民與酷兒論述為分析對象

第二部分 重新記憶日治時期

第二章 兩千年代小說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以《鴛鴦春膳》與《睡眠的航線》中的反記憶、認同與混雜為例
第三章 施叔青《三世人》中的殖民現代性與認同問題
第四章 並非簡單的文明與野蠻之對立:《賽德克.巴萊》裡的歷史再現與認同政治

第三部分 重新銜接台灣戰前與戰後

第五章 重返一九四○年代台灣:甘耀明《殺鬼》中的歷史傳奇
第六章 重新銜接台灣戰前與戰後:郭強生《惑鄉之人》中的歷史想像
第七章 失落與追尋:吳明益《單車失竊記》中的歷史拼圖

結論 後殖民與台灣國家歷史書寫
引用書目
各章出處
索引

導論 後殖民與日本記憶(摘錄)
 
二、二十一世紀台灣日治記憶小說
 
解嚴的衝擊讓被壓抑的記憶復返,帶動大量的歷史記憶書寫。到了九○年代末期,本土政權已穩固、本土意識深植人心,而同時中國崛起、但外籍配偶增多、形成了新住民。此時,台灣歷史記憶書寫的熱潮,開始轉向另一波對於台灣歷史記憶更深入的探究,重新想像台灣歷史自十七世紀起如何受到跨國人口、文化流動的影響,以建立台灣作為想像共同體、台灣文學作為國家文學。而在這其中又以有關日治時期的小說最多。這不能不歸功於九○年代以來一方面台灣史、日本史與東亞史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另方面瀰漫於整個社會的台灣意識則催生新的歷史熱,從口述歷史、自傳、傳記、紀錄片的風行,到新文化史、新歷史專書的出爐,其熱潮至今不歇。然而九○年代外文學門的後殖民與後現代論戰在文學與文化場域裡亦扮演了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為台灣歷史書寫推波助瀾,並提供嶄新視角。
 
二十一世紀台灣歷史記憶小說前所未有的蓬勃。不同於以往,許多新世紀有關日治時期的小說都是經由考證與訪查所寫的歷史小說。例如陳玉慧的小說《海神家族》(2004)裡,父親是外省人的女性敘述者,直到中年才得知外公是台籍日本兵、在二二八中失蹤,琉球籍外婆與二叔公不倫戀生下阿姨,二叔公是亡命海外的台共。這些家族秘密長期隱而不宣正透露白色恐怖、父權宰制和族群衝突。鄭清文《青椒苗》裡的中篇小說〈大和撫子〉(2005)裡,在美軍轟炸中失去家人的女主角由皇民化到戰後迅即中國化,卻由於與外省人丈夫之間的文化衝突與年齡差異而不斷紅杏出牆。而被動、冷眼旁觀的男性敘述者則態度曖昧,耐人尋味。李昂《鴛鴦春膳》(2007)中的〈咖哩飯〉(2007)裡,女性敘述者之父反日、有強烈漢認同,卻由於日治時期最正宗的外省菜在戰後卻淪為「不入流」的酒家菜而備受打擊,感到在外省人的文化霸權下,台灣人的文化位階被降級。施叔青台灣三部曲的第二部《風前塵埃》(2008)環繞著一名「灣生」女子與太魯閣族男性的悲戀,描寫日治時期花蓮地區的太魯閣族人、阿美族人抗日、日本移民村以及日本化的台灣人。施叔青台灣三部曲第三部《三世人》(2010)描寫從1895年割台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三個世代台灣人在政治變動及現代性衝擊下的認同掙扎與變化。甘耀明的《殺鬼》(2009)描寫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到二二八事件,一位苗栗客家庄少年的認同變化,旁及祖父由抗日到對國民黨幻滅、而一位泰雅族頭目則悲嘆遭多重殖民。鍾文音百年物語三部曲第二部《短歌行》(2010)描寫雲林客家家族受惠於八田與一鑿建的嘉南大圳而成了地方首富,但追求藝術、天真浪漫的子弟卻成了懷有「祖國」憧憬的左翼青年,五○年代為其信念遭槍決。郭強生的《惑鄉之人》(2012)描寫戰爭期來自花蓮的一位貧窮灣生苦戀大稻埕的福佬族大少爺、戰敗被遣返後再以日本導演身分回到台灣,而一名台籍日本兵則在南洋因強暴罪橫死而陰魂不散。卑南族巴代的《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2007)和《馬鐵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2010)都探討日治時期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審慎因應統治者,並與附近的布農族部落及其他卑南族部落競爭,以維持部落的運作。巴代的《走過》(2010)描寫一位卑南族台籍日本兵歷經日治、國民黨、共產黨顛沛錯亂的一生。吳明益的《睡眠的航線》(2007)和《單車失竊記》(2015)都由九○年代回溯戰爭期,前者描寫一位台籍日本少年工遭遇東京大轟炸,後者刻畫一位高砂義勇隊員參加緬北戰爭的創傷;兩書皆描述台灣女性遭遇美軍轟炸的經驗。高俊宏的《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2015)描寫一位台籍青年被徵兵為日本神風特攻隊學徒兵。此外,藝術史學者謝里法《紫色大稻埕》(2009)以郭雪湖、李石樵、顏水龍、陳清汾等畫家為主角,重現日治時期台灣美術的黃金年代。這些小說的作者幾乎囊括每一世代、每一族群台灣作家。其中大多小說都從日治時期跨到戰後,並突顯台灣認同。
 
電影方面的發展也值得一提。紀錄片方面,郭珍弟與簡偉斯的《跳舞時代》(2003) 描寫日治時期台灣流行歌曲的發展。郭亮吟的《綠的海平線》(2006)訪談前台籍日本少年工。華天灝的《不老騎士》(2012)裡敘述十七位老人一起騎摩托車環台,其中包括台籍日本警察、台籍神風特攻隊教官與外省老兵。湯湘竹的《餘生》(2012)與泰雅族比令‧亞布的《霧社‧川中島》(2013)都探討霧社事件及起事者遺族。黃銘正的《灣生回家》(2015)訪談灣生日本人。許明淳的歷史紀錄片《阿罩霧風雲》下集(2015)聚焦於霧峰林家三個男人從日治時期到二二八對家國的不同想像。黃胤毓《海的彼端》(2016)敘述了日治時期被鼓勵移居日本沖繩島、二戰後卻無法返臺的臺灣人。黃亞歷《日曜日式散步者》(2016)探討一九三○年代臺灣的文學團體「風車詩社」,並追溯超現實主義運動在臺發展。黃明川《櫻之聲》(2016)記錄多位台灣「跨語世代」重要作家如黃靈芝、陳千武、林亨泰等。劇情片方面,洪智育的《一八九五》(2008)描寫清朝割台、能久親王率領的日軍登陸後,吳湯興等台灣人的抵抗。魏德聖的電影《海角七號》(2008)裡由七封無法投遞的情書,而追溯日治末期日本老師與台籍女學生的戀情。魏德聖的《賽德克‧巴萊》(2011)呈現霧社事件中抗日派與親日派的錯綜糾葛,身為日本警察的花岡一郎掙扎於賽德克族認同與日本認同之間,最後自縊身亡。賽德克族馬志翔的《KANO》(2012)描寫台灣第一支在日本甲子園裡獲得亞軍的嘉農棒球隊在日本教練的催生下成軍,卻在決賽中因投手受傷而落敗。泰雅族陳潔瑤《不一樣的月光》(2010)裡,漢人劇組來到宜蘭南澳、追索「莎韻之鐘」故事的真相;電影同時描述部落裡不同世代的生活與關注。
 
二十一世紀日治記憶小說有幾個特點值得注意。第一、對於日治時期體制對台灣人的影響以及台灣人的精神世界有深層探討。最佳例子是施叔青《三世人》描寫日本轉介所引進的西化 (從現代衛生、教育、服飾、司法到化妝品、各種社會與文化運動) 衝擊了養女王掌珠、傳統文人施寄生等人物;律師蕭居正反思民族與文化運動,批判其不足,同情農民而投入左翼運動,卻遭到大逮捕後的潰敗,而脫離養女身分、自學成功的王掌珠則不滿當時民族與社會運動對女性議題的處理,顯現其女性意識。《三世人》由二二八國民黨鎮壓之時回顧日治時期,深刻呈現在日本統治下受到社會、民族、文化運動洗禮的台灣人,在被國民黨統治時的失望和痛苦。包括《三世人》在內,許多小說如陳玉慧《海神家族》、施叔青《風前塵埃》、鄭清文《青椒苗》中的〈大和撫子〉、郭強生的《惑鄉之人》、甘耀明的《殺鬼》、吳明益的《睡眠的航線》和《單車失竊記》,也都描寫日本化或皇民化所帶來的影響。有的呈現認同掙扎,有的批判被欺壓,有的呈現對日本文化和現代性的喜愛,有的以上皆有。而《惑鄉之人》裡所著重的台語片、《單車失竊記》裡所關注的台灣單車史、動物園史,亦可見到日治時期的影響。
 
第二、對於日治時期原住民的歷史經驗有更多挖掘與探討,顯示原住民族既有主體性,同時也受外來文化影響。卑南族巴代展現豐沛的歷史書寫企圖。巴代的《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和《馬鐵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描寫日治時期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在「理蕃」政策下謹慎因應的生存策略。施叔青《風前塵埃》處理了太魯閣之役、日治時期花蓮地區的太魯閣族、阿美族抗日與後來的日本化、日本移民村對原住民的吸引力。甘耀明的《殺鬼》描寫了原住民受到客家人、日本人、國民黨的殖民,泰雅族女孩拉娃則因預知高砂義勇隊隊員搭乘軍艦遭擊沉而阻攔父親參戰。魏德聖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史詩般地描述賽德克族對抗日本人的長遠歷史、「理蕃」對傳統文化與社會的破壞、霧社事件爆發的因素、鎮壓、二次霧社事件與迫遷。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描寫鄒族高砂義勇隊隊員巴蘇亞在緬北戰爭中的經歷與創傷。
 
第三、戰爭期的台灣經驗不再被避談,反而是作家亟欲探索的領域。有些小說背景設在台灣本島,從平民、小孩、志願兵角度描寫戰爭末期不同地區遭美軍轟炸或躲過轟炸的經驗,例如鄭清文《青椒苗》中的〈貓藥〉(2000)和〈大和撫子〉、李昂的《鴛鴦春膳》中的〈果子狸與穿山甲〉(2004)、施叔青《三世人》。有些小說既描述戰爭期台灣本島被轟炸的經驗及日常生活的變化,也描述台籍日本兵在南洋或日本的經驗,例如陳玉慧的《海神家族》、吳明益的《睡眠的航線》和《單車失竊記》、郭強生的《惑鄉之人》、甘耀明的《殺鬼》、高俊宏的《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幾乎所有小說都從戰前寫到戰後,有的描寫戰爭期到戰後初期認同的變化。李昂《鴛鴦春膳》中的〈咖哩飯〉裡,敘述者之父反日,在二二八遇險後則對於國民黨和日本政權都不認同,而《海神家族》、《殺鬼》、《三世人》、《單車失竊記》裡都涉及台籍日本兵遭遇二二八的衝擊,感到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乃是再殖民。
 
第四、有些小說和電影對位式地(contrapuntally)呈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一方面具有反思殖民主義及統治功過之深意,另方面展現跨文化、跨族群視野,例如《風前塵埃》、《三世人》、《殺鬼》、電影《一八九五》、《賽德克‧巴萊》。魏德聖《賽德克‧巴萊》裡賽德克族人痛罵部落裡有些日本警察素質低劣,但蕃童的日本化令人印象深刻。《三世人》裡台灣人無法忍受國民黨接收部隊的軍容殘破。《風前塵埃》裡台灣人對灣生女子後代無絃琴子盛讚日本人的建設品質遠高於國民黨。《殺鬼》裡劉金福堅持抗日,仍不免受到火車所代表的現代性之吸引;他對國民黨接收及二二八的幻滅,更具批判國民黨的力道。這些文本大多同時呈現日本統治的壓迫、對傳統文化的破壞,以及不同族群台灣人被日本殖民帶來的現代性和日本文化所吸引。這種對抗、角力與吸納、挪用的並存,不僅顯示不同族群台灣人的主體性,也顯示台灣文化吸納了外來文化,展現文化雜種性。與此同時,《海神家族》與《殺鬼》顯示台灣人由於跨族群婚戀而具多種混血身分。
 
第五、有些小說和電影描寫族群衝突,有些則著重族群和解。施叔青《風前塵埃》中駐在所巡查橫山新藏與太魯閣頭目之女的婚姻是政治同化的手段,他則處決了與自己女兒相戀的太魯閣族青年哈鹿克‧巴彥。陳玉慧的《海神家族》裡琉球籍外婆綾子因外公在二二八失蹤,而無法接納敘述者母親嫁給外省人。鄭清文的〈大和撫子〉裡呂秀好因受到外省丈夫歧視台語與台灣文化的刺激,而嫌惡丈夫的文化品味,並以不斷公然外遇的方式,表達不滿。李昂《鴛鴦春膳》中的〈咖哩飯〉裡,敘述者之父不滿在外省人的文化霸權下台灣人所受到的歧視,而繼續吃酒家菜。另一方面,魏德聖《海角七號》裡的本土樂團包含了不同族群。馬志翔的《KANO》裡嘉農棒球隊結合客家人、原住民、日本人與福佬族球員的優點,而能在日本教練帶領下贏得甲子園亞軍。郭強生的《惑鄉之人》中,戰爭期灣生松尾森喜歡福佬族林江山、七○年代外省第二代小羅喜歡松尾森都以失敗收場,但變為鬼魂的小羅卻能與台籍日本兵王敏郎的鬼魂互相告解。《單車失竊記》中身為台籍日本兵的敘述者之父與外省老兵穆班長分享二戰經驗,外省老兵老鄒與二戰日本兵鬼魂交流、並成為原漢混血的阿巴斯的義父。
 
第六、青壯世代作家將日治記憶主題做了更多轉化,結合灣生、原住民、或同志、動物、火車、電影史、單車史等當代議題,甚至連結到戰後美國對台灣的影響。例如郭強生的《惑鄉之人》以灣生同志松尾森為主角,把同志議題帶入日治時期,並連結到戰後七○、九○年代。《惑鄉之人》一邊透過松尾森的孫子/日裔美籍第二代松尾健二,來重新理解灣生同志的歷史經驗;一邊又透過男同志小羅,來協商同志、台籍日本兵、戰後外省老兵與原住民的歷史經驗。甘耀明的《殺鬼》描寫劉興帕作為來台第三代客家人、原漢混血後代,已完全在地化,其豐沛奔放的活力正呼應了大霸尖山的力量。《殺鬼》一邊描寫火車對於不同族群的魅惑力,一邊透過客家庄鄉民對於美國轟炸機上比基尼泳裝女郎圖像和死亡的黑人飛行員的反應,刻劃台美文化相遇時的衝突或誤解以及之後的相互影響。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一邊透過追索父親遺失的台灣自製腳踏車,串連了台籍日本兵、外省老兵、未婚媽媽的故事;一邊又透過銀輪部隊腳踏車,連結到高砂義勇隊的戰爭經驗,再轉到戰爭中群象的感知、被中國緬甸軍俘虜帶到台灣的大象林旺,把動物書寫融入歷史書寫。青壯世代在寫法上也有相當大膽的嘗試。吳明益《睡眠的航線》和《單車失竊記》加入了魔幻寫實、田野踏查、懸疑小說,甘耀明《殺鬼》加入了卡通、鬼故事、魔幻寫實,郭強生《惑鄉之人》加入了鬼故事、懸疑小說、諜報小說、通俗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