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cline of the Western-Centric World and the Emerging New Global Order

Yun-han Chu, Yongnian Zheng (eds.)

  • PublishedOctober, 2020
  • Binding平裝 / 21*14.8 / 536pages / 部分彩色 / 中文
  • Publisher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Series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11
  • ISBN978-986-350-424-5
  • GPN1010901591
  • Price NT$700
  • Paper Books San Min Books / wunan / books.com.tw / National Books / iRead / eslite / TAAZE /

理解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對於既有的西方中心世界秩序,特別是國際自由秩序,所帶來的衝擊與改變,是掌握當前全球變局的關鍵。

本書集聚十五位來自美國、歐洲與亞洲的大師級學者於一堂,從思想、歷史、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等角度,對未來中美關係的走向與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演變趨勢,進行理論爭辯與政策討論,各自提出深入分析與獨到見解。書中不同觀點的交鋒,幫助我們釐清西方自由主義體制與亞洲發展模式的優劣與異同,也同時描繪出西方國家回應與接納非西方世界興起後全球新秩序的各種可能樣貌。

【作者簡介】(依文章順序)
 
約翰.達恩(John Dunn)
現為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學系名譽教授。他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聞名。他是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也是美國文理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外籍院士。榮退之後,他主要的研究關注是當代政治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動態演變,特別是中國、日本與韓國的政治。
 
沃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
現為德國馬克思.普朗克社會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的教授兼名譽所長。1995至2014年間,他擔任該所所長;在此之前,他任教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他目前的研究興趣為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危機與制度變遷。他最近的著作包括:《資本主義將如何終結?失敗體系的論文選集》(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購買時間:民主資本主義延滯的危機》(Buying Time: The Delayed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樽節時期的政治》(Politics in the Age of Austerity)等。
 
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
現為義大利歐洲大學學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政治與社會科學名譽教授。他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史丹佛大學。他的研究一直圍繞在比較政治、西歐與拉美的區域整合、南歐與拉美的威權統治轉型,以及階級、部門與專業利益的調和等主題;目前的研究則專注在歐元區的政治特徵、南歐與東歐的民主鞏固,以及西歐和北美出現後自由民主(post-liberal democracy)的可能性。
 
鄭永年(Yongnian Zheng)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暨研究教授。他的研究興趣包括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區域安全、中國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與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以及中國政治。在擔任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前,他曾任教於英國諾丁漢大學,並在該校創設中國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他的研究論文發表在許多國際知名的期刊上,諸如《中國研究季刊》(China Quarterly)、《比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政治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等。他同時也是許多中國研究專書的作者或編者。在學術研究之外,他還為各級中國政府在不同的改革與發展領域提供諮詢;他也曾經擔任聯合國發展項目下中國農村發展與民主主題的諮詢委員。
 
山迪普.謝士崔(Sandeep Shastri)
現為印度JAIN大學副校長,同時也是該校社會科學與教育研究中心的政治學教授兼主任。他從事印度政治與選舉的研究。他是12本書,超過40篇專書文章,超過80篇期刊論文,以及超過200篇專欄意見評論的作者。他還負責協調全印度應用民意調查進行研究的社會科學家學術網絡,並為〈今日印度電視〉(India Today TV)對選舉進行專業的政治分析。他至今已經在遍布六大洲並超過50個國家的大專院校與研究機構講學或訪問。
 
濤慕思.博格(Thomas Pogge)
現為耶魯大學Leiter哲學與國際事務講座教授。他的研究興趣包括社會與政治學學、倫理與道德哲學,康德,以及醫療保險中的正義。他是耶魯大學全球正義項目(Global Justice Program)的創始主任。他的著作包括:《全球賦稅公平性》(Global Tax Fairness)、《習以為常的政治》(Politics as Usual)、《世界貧困與人權》(World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羅爾斯:他的生平與正義理論》(John Rawls: His Life and Theory of Justice)、《免於貧窮的自由作為人權》(Freedom from Poverty as a Human Right)等。
 
彼得.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
現為康乃爾大學Walter S. Carpenter, Jr. 國際研究講座教授。他的研究與教學領域結合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他的著作處理政治經濟學的議題,以及世界政治中的安全與文化。目前的研究則專注在權力、宗教與文明的政治學、美國在世界的角色,以及德國政治。他是超過40本專書與超過100篇期刊論文與專書文章的作者、共同作者與共同編者。他於1987年獲選為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2009年獲選為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會士,2015年獲選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並於2008至2009年擔任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會長。
 
巴瑞.布贊(Barry Buzan)
現為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學名譽教授,同時也是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院士,以及哥本哈根大學、吉林大學、中國外交學院及北京國際關係大學的榮譽教授。他的研究專長包括國際關係理論、英國學派、國際安全與世界歷史。他發表、共同發表了將近150篇文章或專章,發表、共同發表或編輯了超過25本書,也在超過20個國家講學或進行學術訪問。
 
朱雲漢(Yun-han Chu)
現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暨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他目前也是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執行長、中央研究院院士與世界科學院院士。他最知名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民主化、東亞政治經濟以及透過民意調查來了解新興民主的鞏固,曾單獨或共同發表或編輯相關專書十餘本,並在中英文重要期刊上發表超過50篇相關論文。
 
劉伯建(Bojian Liu)
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助理。
 
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
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他於1971年至2004年間於新加坡從事外交事務服務工作;期間曾擔任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以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輪值主席。他並在2004年至2019年間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暨公共政策的實務教授。他著作等身,是包括《亞洲人能思考嗎?》(Can Asians Think?)在內多本專書的作者恒川惠市(Keiichi Tsunekawa),現為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資深教授,同時也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他的研究興趣包括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與經濟發展、東亞區域整合、當代日本政治經濟。他最近發表、編輯或共同編輯的專書包括《五年之後:重新評估日本對地震、海嘯與核災的回應》(Five Years After: Reassessing Japan’s Responses to the Earthquake, Tsunami, and the Nuclear Disaster)、《兩個危機,不同結果:東亞與全球金融》(Two Crisis, Different Outcomes: East Asia and Global Finance)。在2008年至2011年間,他曾擔任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研究所副所長。
 
王賡武(Gungwu Wang)
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校級講座教授,以及澳洲國立大學的名譽教授。他同時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與美國文理科學院外籍院士。他是海外華人研究的主要奠基開拓者,也是數十本現代中國歷史與海外華人研究專書的作者。他並曾擔任香港大學副校長,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劉遵義(Lawrence J. Lau)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其研究專長為經濟發展、經濟成長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1966年,他發展了第一個關於中國的計量經濟模型。他也單獨發表、共同發表或編輯了7本專書與超過190篇在國際專業期刊上的文章。他同時也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許多榮譽學會的成員。他曾任教於美國史丹佛大學經濟系,並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貝淡寧(Daniel A. Bell)
現為中國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教授兼院長,也是中國清華大學蘇世民學院與哲學系合聘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包括比較政治哲學、儒學、社群主義,以及城市的政治理論。他是包括《中國模式─賢能政治與民主限度》(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與《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Communitarianism and Its Critics)在內多本專書的作者。
 
肖逸夫(Yves Tiberghien)
現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公共政策與國際事務學院合聘教授。他的研究領域為東亞政治經濟,國際政治經濟,全球經濟與環境治理,並在經驗上結合對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與歐洲的關注。他是《企業家國家:法國、日本與韓國的企業治理革新》(Entrepreneurial States: Reform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France, Japan, and Korea)一書的作者。
 
 
【譯者簡介】(依文章順序排序)
 
蔡耀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現為自由譯者。譯有《1921穿越福爾摩沙:一位英國作家的台灣旅行》、《平凡的美德》、《恐懼如何被操弄》、《暗渡文明》、《大歷史: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合譯)、《台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合譯)、《恐怖的總合》(合譯)等書。
 
黃紹恩
現就讀於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學士班,輔修經濟學系。
 
胡梓賢
現就讀於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學士班,輔修經濟學系。
 
劉克賢
現就讀於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學士班,輔修中英翻譯學程。曾於法務部、美國在台協會、台灣微軟實習,並自長風青年領袖營結業。
 
劉宗為
政治大學哲學系畢業,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現任虎尾科技大學哲學講師。譯有《逃避自由》、《當雅里斯多德遇上佛洛伊德》、《懲罰與現代社會》等書。
 
楊竣文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畢業,現就讀於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主修國際關係,副修公共行政。研究興趣在國際氣候政治及環境政策。
 
林吉辰
現就讀於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學士班。
 
陳怡蓉
現就讀於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學士班。
 
柯辰儫
現就讀於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班。
 
王亮中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畢業,現就讀於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主修政治理論。
 
呂奇樺
現就讀於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學士班,輔修經濟學系。
 
序:從西方中心到後西方世界/黃煌雄
前言/江宜樺
導論:自由世界秩序還是多元世界秩序?/鄭永年、朱雲漢

第一篇 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危機與亞洲的競爭模式

第一章 西方自由主義的主要弱勢
第二章 西方世界民主資本主義的危機
第三章 現實存在民主的代議機構之危機與突變
第四章 中國模式:內部多元主義、賢能政治和民主
第五章 印度發展之路:對發展中世界民主未來的意涵

第二篇 能否拯救戰後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

第六章 自由主義能否展望一套廣受接納的世界秩序?
第七章 自由國際秩序的斷裂與韌性
第八章 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能否生存?從英國學派觀點來探討
第九章 改良主義而非修正主義:中國全球角色的浮現
第十章 精準裁定的多邊主義:中國大戰略的要義

第三篇 亞洲崛起與新興全球秩序

第十一章 亞洲能否重塑全球治理?
第十二章 全球化、民族主義和亞洲的區域秩序:一個日本的視角
第十三章 在傳統與法律之間的秩序
第十四章 中國的經濟崛起與其對台灣的挑戰和機會
第十五章 走向由中國和印度領導之亞洲區域秩序..

結論

第十六章 亞洲崛起與過渡到後西方全球秩序的過程

作者簡介
譯者簡介
索引
序:從西方中心到後西方世界
 
黃煌雄(台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
 
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的《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與全球新秩序的興起》一書,收錄了「從西方中心到後西方世界:21世紀新興全球秩序之探索」國際會議上發表的精彩論文。這場會議於2018年6月在台北舉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諸多國際學術界大師級學者齊聚一堂,為大家梳理歷史結構轉型的脈絡以及勾勒新興全球秩序的輪廓,並激起了一陣陣的思想對撞火花。作為這場學術盛會的發起人,如今看到這本論文集順利出版感到十分振奮。
 
回想這場研討會籌備工程浩大,準備工作長達十八個月,我卻甘之如飴。適逢台灣研究基金會創立30周年,這次的研討會彷彿是個紀念禮。籌備過程中,能與長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江宜樺教授合作,誠是莫大的榮幸。會議得以順利舉行,要特別感謝中研院朱雲漢院士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鄭永年所長的支持。我也要向本研討會的合作夥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臺大東亞民主研究中心、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及倫敦政經學院IDEAS智庫表達謝意。
 
在我看來,這本書的出版意義深重,也必然會在中文世界激起一波波的思想漣漪。第一,跨文化對話以及對於非西方世界的思考模式與生活方式進行廣泛探索,近來已成為全球學術討論的焦點之一,這也反映了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筆下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而這本書的主題之所以值得關切,不僅在於後西方論述是從各種面向來揭露西方中心主義之種種缺失的一種嘗試,而且,更重要的,這同時也是促成西方與非西方兩個世界之間邁向相互理解的一場深度對話。
 
其次,依循此脈絡,諸如西方自由主義價值信念的全景、西方民主資本主義體系的前景,乃至於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皆遭受了嚴厲的批判,學者也藉此重新評量西方現代性在非西方脈絡中的文化可適性。就此而言,對西方中心進行後西方思辨至關重要,因為這樣的思辨有助於了解後西方時代變遷的本質、探究亞洲崛起的現象、釐清亞洲各地不同的發展路徑、觀察中國對世界秩序的影響,以及台灣未來的挑戰和契機。依我個人的淺見,若西方中心論主要的缺陷是缺乏對於非西方文化和價值的同情理解,那麼舉辦台北這場會議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期待以「認真對待亞洲」的眼界,提升我們對於正在形成中的新世界秩序的共同理解。
 
無疑地,西方文明危機一說,有其長遠的歷史背景。舉例來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早已敦促西方人應嘗試「對所有價值進行重新評價」以面對虛無主義。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則在名著《西方的沒落》寫道,我們的時代「金錢正在慶祝它最後的勝利」。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也提到,工具理性的宰制在不久的將來,將會「使歐洲淪為蠻荒野人之境」。然而,這並不代表西方沒有值得學習效法之處。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帝國:大英帝國世界秩序的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指出,雖然大英帝國失去了帝國,英國人透過所謂「英國式全球化」成功形塑自由的價值,且透過一系列法律、金融、行政制度維持世界秩序,「包括法治、貨幣信用管理、透明的財政體系和廉潔的官僚機構,這些條件可促進更多的跨國資本流動」。有鑑於此,這本書為我們揭示的最深刻的問題之一就是探問:隨著後西方世界的嶄露頭角,我們可以採取什麼新觀念、新想法,開創什麼組織機構,讓世界變得更好?當然,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唯一確定的是,過去治理世界或許是「白種人的負擔」,而當今,治理世界、開創新的世界秩序,是「全人類的負擔」。
 
我願藉此再次感謝朱雲漢院士與鄭永年所長兩位在主編此書過程中辛勞的付出,也感謝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郭銘傑教授以及谷巖杉博士在本書翻譯過程中的細心審閱。我也對台灣研究基金會與長風文教基金會同仁的敬業精神十分感佩。他們都是此書得以順利出版的功臣。
 
 
前言
 
江宜樺(國立中正大學紫荊講座教授,長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本書源於2018年6月2日至3日在台北所舉辦的「從西方中心到後西方世界:21世紀新興全球秩序之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此一研討會由台灣研究基金會與長風文教基金會合辦,並由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倫敦政經學院IDEAS智庫、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民主研究中心等單位協辦,廣邀全球相關領域權威學者與會,發表見解精湛之論文,堪稱台灣政治學界近二十五年來最盛大的學術研討會。
 
會議的主題清楚說明了該次研討會所欲探討的核心問題:現行以美國為首、以西方國家為中心所構築的全球秩序,是否已經面臨典範轉移的挑戰?而迅速崛起的中國、印度及其他亞洲國家,是否可能創造出一個「非西方中心」的新興全球秩序?這個問題不僅涉及了政治體制、經濟模式、軍事實力、外交戰略的對比,更涉及貿易關係、科技發展、金融制度、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諸多方面的磨合與調適,可說是近四百年來人類歷史發展的重大挑戰。
 
我們不難想見,學者們對這個關鍵問題不會有一致的答案。有人認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與東方世界的崛起,已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西方國家必須盡早調適其心態,從接納中國與美國的平起平坐,到最後接受東方世界取代西方世界主導歷史發展。也有人認為,中國、印度雖然國力大幅成長,但是發展模式極不均衡,在某些關鍵性的領域仍然遠遠落後於美國及歐洲國家,尤其是憲政制度、市場經濟、法治精神、多元社會、高教水準、科研創新等,東方國家迄未展現足以吸引世人效法的成就。介於這兩種看法之中的,則是各種折衷性質的判斷,或謂東方崛起而西方未必沒落;或謂西方自由體制面臨危機但仍可自我調適。但是無論個別判斷差異多大,幾乎所有人都同意:未來世界已經不可能繼續像過去四百年來一樣,由歐美國家的價值觀與制度設計所主導。換言之,我們即將進入一個「後西方中心」的世界。
 
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是,這個新興的全球秩序究竟會是怎樣的秩序?簡言之,現代自由主義的價值仍將具有普世適用性嗎?多元文化的觀念會成為世界各國互動的前提嗎?國際關係會建立在二元對立或是多元並存的架構上?崛起中的強權與衰退中的強權是否終將一戰?處於夾縫中的小國如何找到自處之道?典範轉移的過程究竟會費時多久?新興的全球秩序將會更和平還是更動亂?人類的生活將會更富裕、更公平,還是會更加貧富不均、更為窮困?
 
本書各篇文章作者所提供的觀點,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某些關鍵的問題,對我們理解未來全球秩序的面貌,堪稱充滿啟發,彌足珍貴。在此我要特別感謝台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黃煌雄先生,是他對未來的前瞻性思考,開啟了這場重要國際研討會的籌辦。我要感謝朱雲漢教授及鄭永年教授,他們是整個會議的規劃者與協調者,並且為本書撰寫了一篇涵蓋完整的導論。我要感謝每一位出席會議的論文發表人、評論人及主持人,他們的慧見構成了本書的血肉。我也要感謝主辦單位與協辦單位的所有朋友,如果沒有他們的盡心協助,此一世紀盛事絕無可能順利完成。最後,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幫助讀者對人類未來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有一個深入理解及思考的起點。
 
導論 自由世界秩序還是多元世界秩序?(摘錄)
 
鄭永年、朱雲漢
 
在今天的國際政治舞台上,尤其是在作為西方世界核心的美國,人們最為關切和討論最多的,無疑是所謂的「自由世界秩序」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及其前途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英兩國緊密合作確立了人們日後所見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這個秩序形成的直接背景便是歐洲國家之間進行的一戰和二戰,這兩次世界大戰對西方文明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建立自由國際秩序的首要目標就是要確保以後不再出現導致一戰、二戰那樣的國際環境。
 
二戰之前的國際體系乃是以「權力」為基礎(power-based),大國紛紛搞權力平衡、軍事結盟、爭奪殖民地與排他性的勢力範圍,並最終以戰爭為解決利益衝突的主要手段。自由國際秩序的建構者試圖轉化這個難以為繼的舊秩序,建立一個以「開放」(open)為原則,以「規則」為基礎(rule-based)的國際體系。美國作為自由國際秩序的主要建構者,試圖在各國際事務領域建立制度、規範與程序來引導與約束國家行為,透過多邊體制來協調行動、促進合作、解決爭端。不容諱言,戰後的自由國際秩序在本質上仍屬霸權/扈從及支配/被支配的階層秩序,但透過規範與制度讓階層秩序法制化,並由霸權來分配國際義務,以保障國際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有幾個特殊歷史條件促成了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出現。首先,是兩次世界大戰的血淋淋教訓,全球累積超過1億5,000萬人犧牲了生命,絕大多數西歐國家都遭遇戰爭的毀滅性破壞。第二,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慘痛經驗,大蕭條暴露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系對社會秩序的巨大威脅與破壞潛力,大蕭條期間的金融崩潰、社會秩序崩解、貿易保護主義一發不可收拾,也導致許多歐洲國家的民主體制崩解,法西斯主義政權崛起。第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各地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西方列強殖民體系紛紛土崩瓦解,已經不可能再恢復舊觀。第四,戰後蘇聯集團成為挑戰西方資本主義體制的強勢競爭者,美國與西歐面臨共產主義擴張的共同威脅,不得不捐棄前嫌。第五,二戰後美國躍升為唯一超強,傳統西歐列強元氣大傷,此一特殊歷史機遇讓美國可強勢主導戰後秩序的徹底重建。
 
建構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起點是成立聯合國體系,尤其是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為核心協商機制的集體安全體制。戰後五強試圖重塑國際安全秩序,對武力衝突進行有效管理,並設置國際條約禁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以及管制傳統武器貿易。雖然聯合國集體安全體制因冷戰對峙而無法充分發揮功能,但在法理層次確立尊重各國的平等地位與主權不受侵犯的原則,排除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爭端之合法手段,也不承認以武力掠取領土的合法性。再加上日後核子武器相互毀滅的巨大嚇阻效果,大大降低了大國之間再度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
 
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精髓在於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建。實際負起戰後國際經濟秩序重建的兩位靈魂人物,一位是代表英國政府參與布列敦森林會議的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一位是代表美國政府的財政部次長懷特(Harry Dexter White)。他們都認識到要深刻記取經濟大蕭條的歷史教訓,而提出經濟秩序重建的四個設想:
 
第一,必須揚棄金本位貨幣體系加諸於各國的桎梏,因為這套機械式的國際收支強制性平衡機制(美其名為市場自動調節),必然導致經濟周期更大幅度地震盪,而且剝奪各國政府的逆周期經濟調控能力;
 
第二,要有效引導各國放棄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或貨幣競相貶值的重商主義手段,必須建構全新多邊合作體制,來重建國際貨幣體系與維持各國匯率的穩定,並以金融互助機制來協助成員國渡過國際收支失衡的困難;也必須推進更有效率的貿易自由化的多邊談判與協議,讓各國同步減讓關稅與開放市場,並設置專門國際機構,負責督導各國履行貿易自由化承諾與調解貿易爭端;
 
第三,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與固定匯率制度,可以為各國戰後經濟重建提供穩定的外部經濟環境,並可促進國際貿易的增長,也有助於各國政府對宏觀經濟進行必要的調控,而其先決條件是必須對資本跨國移動進行嚴格的管制;
 
第四,西方國家已經無法維持帝國體系下與各殖民地的經濟關係,西方國家為因應亞非民族解放與殖民地獨立的大趨勢,必須透過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來重設西方國家與廣大的前殖民地之間的垂直分工與經濟交換關係,讓西方國家仍得享受最有利的國際分工與交換模式,繼續以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為西方企業擴張的腹地,以及廉價大宗商品和能源之可靠來源。
 
在這樣的縝密構思下,美國引領參與布列敦森林會議的同盟國集團內40個國家的代表,簽署了成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的協定。
 
正如曾擔任聯合國助理祕書長的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瑞吉(John Ruggie)所指出,凱因斯與懷特所擘劃的戰後國際自由經濟秩序是一種「鑲嵌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這套體制把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福利國家體制)的階級大妥協、需求側的國家干預角色、金融監管與資本管制,以及自由貿易體制四者結合成為有機的整體,為戰後西方國家的經濟復興與持續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雖然因為東西冷戰爆發,這套體制與戰後國際安全秩序重建並不完全對接,其出發點主要是照顧西方集團核心成員及其外圍成員的利益,而蘇聯集團則自己組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互助體制,但美國帶頭創設的這套體制的確在世界經濟體系內發揮主導作用。
 
瑞吉以「鑲嵌式自由主義」概念點出了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關鍵配套設計,這個配套的精髓,就是要透過國內的社會體制安排,來有效駕馭資本主義必然帶來的經濟不穩定,以及節制其破壞性與掠奪傾向,讓多數社會群體的生存與發展機會得到合理保障,以維護社會永續發展,並為戰後美國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奠定牢固的社會支持基礎,也就是國際自由經濟秩序的國內合法性基礎。
 
二戰後35年「鑲嵌式自由主義」體制之所以得到西方發達國家政治菁英的青睞,有其特殊歷史條件。西方國家經歷過經濟大蕭條的慘痛經驗後,以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為代表人物的古典主義經濟學,被西方國家政治菁英徹底揚棄,新古典主義深信自由市場配置效率,堅信市場可達成自動充分就業的總體均衡,這些核心假設飽受質疑。而主張政府積極利用財政與貨幣政策調節經濟周期,與從需求側選擇性干預價格形成機制的凱因斯經濟學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並在往後近半個世紀裡成為西方國家普遍奉行的主流宏觀經濟思想。從美國1932年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上台推行「新政」開始,接著瑞典與德國政府也採取凱因斯的政策建議,英國也出現如何有效對抗經濟大蕭條的政策大辯論,在愈來愈多的西方國家實踐過程中,凱因斯經濟學的確讓劇烈的經濟周期波動與大規模金融危機反覆出現的問題得到相當程度的控制。而凱因斯經濟學也成為戰後西方國家採行的鑲嵌式自由主義體制的指導思想。
 
「鑲嵌式自由主義」的政治功能,就是維持西方社會各階級在採行某種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下達成階級共存共榮的妥協,以預防激進左翼政治勢力的興起,並有效對抗共產主義的蔓延。在「鑲嵌式自由主義」體制下,資本家被迫接受「管制資本主義」,國家透過市場監管、反托拉斯、勞動基準立法、金融國有化、高級距的累進稅制,以及財政移轉支付等機制,抑制了資本主義對社會的破壞作用與對弱勢群體的掠奪傾向,修正了資本擁有者與出售勞動者在市場中進行不對等交換所必然導致的財富與所得分配兩極化傾向,並透過嚴格的資本管制與金融壓制(financial repression)大幅削弱了資本家最重要的結構性權力,因為資本無法自由跨境移動追求最大利潤回報,反而維持了階級間權力關係的長期平衡與穩定。
 
更重要的是,「鑲嵌式自由主義」為戰後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經濟秩序提供了穩固的社會支持基礎。透過國家主導的補償與扶助機制,讓開放經濟體系下的潛在利益受損者得到適當的救助與保護;同時,透過教育、訓練、醫療保障、完善的基礎建設與公共服務普及,讓更多的市場參與者能適應國際市場競爭與發掘新的市場機會。「鑲嵌式自由主義」體制讓西方社會對於維持經濟體系的對外開放,形成牢固的跨階級、跨地域與超越左右政治競爭的社會共識,也讓有利於西方經濟快速重建與振興的開放貿易體系得以確立。
 
更為重要的是,正如很多國際關係學者所指出的,無論是這個秩序的產生、維持還是發展,都離不開「美國霸權」這一要素,包括美國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其橫跨歐洲和亞洲的軍事聯盟、用於威懾他國侵略的核武器等等。也就是說,「自由世界秩序」的存在不僅僅是因為民主國家所共同接受的理念,如民主、自由和人權(即軟實力),更在於美國和西方所擁有的基於經濟、科技和軍事之上的硬實力。
 
不過也同樣重要的是,「自由國際秩序」的存在還有賴於一個「社會主義國際秩序」(或「不自由世界秩序」)的存在,即以蘇聯為核心的非西方集團。這一前提至關重要,因為它意味著:第一,在冷戰期間,西方的「自由世界秩序」在地域上是有局限性的,即只限於西方集團;第二,這一「自由秩序」存在的理由就是為了應付另一個「不自由的秩序」。也就是說,這個秩序具有明確的目的和使命。這種目的性和使命感也使得自由秩序具有了鮮明的「認同感」,有利於西方集團內部的團結;第三,正是因為這個「不自由秩序」的存在,「自由秩序」內部的成員國願意放棄一部分主權給美國來主導和統籌成員國之間的關係;第四,西方集團對「世界秩序」的界定和理解不是唯一的,或者說,沒有普世性,因為蘇聯集團對「世界秩序」有全然不同的理解。
 
很荒唐的是,這個「自由世界秩序」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的起點便是這個秩序的全面勝利,即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儘管蘇聯和其為核心的蘇聯集團的解體有其內部複雜的因素,但從西方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西方自由秩序的勝利。這一判斷對於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內外部行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少可以從這幾方面來看。
 
第一,冷戰的結束導致西方普遍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所能擁有的最好、最後的制度,西方不需要對這一制度進行任何改革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在西方名噪一時,就是西方這種樂觀情緒的真實反映。冷戰期間因為有一個「非自由秩序」存在,西方政治人物還可以經常用外部的「威脅」來對內部的一些問題達成共識。美國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政治人物總是用所謂來自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威脅,來理解和解決內部所發生的政治問題(例如國內的社會運動)。但在缺少一個明確外部「敵人」的情況下,西方內部黨派政治環境反而惡化,多黨民主經常演變成福山所說的「互相否決」政治。
 
第二,冷戰結束之後,在美國(西方)忽視內部問題和挑戰的同時,其外交政策則是另一番情景。因為對西方自由民主過度自信,美國開始花大量的人財物力在全球範圍內推廣西方式民主,無論是通過各種形式的「顏色革命」,還是通過類似於「大中東民主計畫」那樣的政治軍事手段。
 
第三,美國和西方本身開始背棄建立在西伐利亞秩序之上的主權國家理論,發展出了所謂的「後主權國家理論」,對他國隨意進行所謂基於「人道主義」原則之上的干預,無論是通過軍事手段還是其他。北約對前南斯拉夫的軍事干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第四,美國因此開啟了一些學者所說的「新(美國)帝國模式」。無論是推廣民主還是人道主義干預,都是帝國擴張的手段和工具。但所有這一切導致了美國帝國的擴張過度。帝國的擴張首先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蘇聯集團解體之後,美國和西方很快占據了前蘇聯的地緣政治空間,尤其在東歐和中亞。其次,通過上述各種手段迅速將其地緣政治向全世界各地延伸。
 
帝國的過度擴張對美國造成了巨大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地緣政治優先,經濟基礎跟不上,帝國成本過高,難以維持。擺脫了前蘇聯陰影的東歐國家,本來非常歡迎美國和西方的到來,但不久這些國家發現,美國與西方感興趣的只是它們的地緣政治意義,而對它們的社會經濟發展既無興趣,也無能為力。結果,在內部,這些新興民主得不到鞏固,傾向於權威主義的右派政治經常回歸;在外部,這些國家開始尋找與非西方國家的合作,尤其是和中國的合作。其次,在很多區域(尤其是中東地區),美國的軍事干預不僅沒有促成西方式民主的出現,反而造成了無政府狀態、極端主義甚至恐怖主義盛行,成為區域乃至世界不穩定的一個重要根源。
 
再次,即使是美國的傳統盟友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在很多問題上,美國不顧其盟友的意見,開始走單邊主義路線。「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發生之後,美國不管聯合國和盟友的反對,對伊拉克採取單邊軍事行動。近年來,在川普(Donald Trump)掌權之後,美國的單邊主義興盛起來,退出諸多重要的國際協議,包括巴黎氣候協定和伊朗核協議。同時,因為缺少一個類似蘇聯那樣真正可以對西方構成威脅的「敵人」,美國的盟友開始不那麼樂意對美國付「保護費」。如果把「自由國際秩序」理解成為國際公共財,那麼大國應當提供更多的公共財,因為小國傾向於選擇「搭便車」。誠如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在本書中所說,二戰之後,美國的確對國際秩序的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而其他國家都從中獲得了利益。但當美國帝國擴張過度,公共財供給不足,而其他國家尤其是盟國不願提供更多的公共財,那麼美國要維持其霸權地位就變得步履艱難。
 
如果說美國所謂「自由世界秩序」是由三個組成部分構成,即自由主義、普世性和秩序的維持,那麼,今天這個秩序的這三方面全都面臨嚴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