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der and Ethnicity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Japanese Colonial Era to Present Day

LIN Pei Yin

  • PublishedAugust, 2021
  • Binding平裝 / 21*14.8 / 464pages / 單色(黑) / 中文
  • Publisher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Series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Taiwan Series 13
  • ISBN978-986-350-474-0
  • GPN1011001045
  • Price NT$650
  • Paper Books San Min Books / wunan / books.com.tw / National Books / iRead / eslite / TAAZE /
  • EISBN(PDF)978-986-350-497-9

本書以性別與族裔兩個面向探勘台灣文學中的女性角色形塑、女性(化)敘述,及國族想像和族裔書寫,側重台灣文學和世界之鏈接。第一部分深究謝雪漁俠義故事的譯寫,以及日治時期漢文通俗作家、日語新文學作家、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第二部分前半闡釋戰後初期反共文學體制實際操作的隨機性,以及東南亞離散經驗如何在國民黨反共政策下,開展另類的反共言說;後半鑽研女作家如何藉由羅曼史,演繹兩岸錯綜的地緣政治,並考索台灣文學這一概念,在英譯過程中折射出的多種意涵及接受情況。最終部分剖析原住民作家的自我書寫和民族誌嘗試,並探討晚近小說如何以母系多族與域外(菲律賓)故事,呈顯台灣文學重構台灣歷史和華人主體的潛能。

林姵吟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現當代中文文學。曾任教於荷蘭萊頓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2020年秋季荷蘭萊頓大學台灣研究講座教授、2015/2016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代表作為Colonial Taiwan: Negotiating Identities and Modernity through Literature(2017),並編有Positioning Taiwan in a Global Context: Being and Becoming(2019)、East Asian Transwar Popular Culture: Literature and Film from Taiwan and Korea(2019)、《交界與游移:跨文史的文化傳譯和知識生產》(2016)、Print, Profit and Perception: Ideas,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Chinese Societies, 1895-1959(2014)。

導論:現當代台灣文學中的性別與族裔

第一部分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中的國族潛影與女性形象

第一章 從世界回望台灣:謝雪漁小說中的俠義譯寫與國族潛影
  一、將世界帶來台灣:謝雪漁俠義敘事的多重源頭
  二、忠孝俠義的桃花源書寫的雙面性
  三、日華關係與中、日義舉的重層展演
  四、結語
第二章 「現代」版賢妻良母之形塑:徐坤泉與吳漫沙作品中的女性角色
  一、《風月報》作為婚戀論述的場域
  二、徐坤泉的「現代」理想女性形塑
  三、吳漫沙摩登女與新女性的兩極化
  四、誇張的通俗劇式修辭
  五、結語
第三章 沉默的她者:重探呂赫若、龍瑛宗與翁鬧作品中的女性角色
  一、呂赫若作品中的女性
  二、龍瑛宗作品中的女性
  三、翁鬧作品中的女性
  四、結語
第四章 民俗、階級、婚姻:黃鳳姿、葉陶、楊千鶴作品中的女性角色
  一、黃鳳姿的民俗書寫
  二、葉陶作品中的階級意識
  三、楊千鶴作品中對婚姻的踟躕
  四、結語

第二部分 戰後至當代台灣文學中的女性(化)敘述及國族、地緣政治

第五章 史詩式和現代主義的嘗試:王藍《藍與黑》與郭良蕙《心鎖》中的女性(化)敘述
  一、台灣戰後初期的文學場域
  二、史詩式的羅曼史:王藍《藍與黑》愛情和戰爭的交織
  三、遭查禁的現代主義試驗:郭良蕙和她的《心鎖》
  四、結語
第六章 另類中國性:潘壘《紅河三部曲》和鄧克保《異域》中的戰爭和國族
  一、軟性威權(Soft-Authoritarian)的戰後初期台灣文壇場域
  二、通俗與交混的中國性:潘壘的《紅河三部曲》
  三、私人化的中國性之認證:鄧克保的《異域》
  四、結語
第七章 愛情與兩岸政治:以李昂《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及平路《東方之東》為例
  一、《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中的多層次過去重述
  二、朝向後國族的女性個體性
  三、性別化的敘述
  四、全球化下的台灣與中國
  五、《東方之東》的自由追尋
  六、兩岸關係之四角演繹:台灣、中國、澳門、香港
  七、女性敘事及女性細節
  八、結語
第八章 世界中的「台灣文學」:以台灣文學英譯選集、李喬、吳明益為中心的討論
  一、英譯選集樣本裡世界中的台灣之策略
  二、翻譯「台灣性」
  三、《寒夜》中的歷史提萃
  四、《寒夜》台灣意識的弱化及語言上「台灣性」的遮蔽
  五、《複眼人》朝向全球化的「台灣」
  六、結語

第三部分 千禧年後台灣文學中的族裔書寫及民族誌的建構與解構

第九章 邊緣的發聲:里慕伊.阿紀《山櫻花的故鄉》與《懷鄉》中的性別及族群
  一、《山櫻花的故鄉》中的性別再現
  二、《懷鄉》中的女性敘事
  三、女性、日常與民族誌
  四、語言與文體上的泰雅族特色形塑
  五、結語
第十章 海洋作為中介:夏曼.藍波安近作中的達悟尊嚴追尋與跨原住民游牧學
  一、《大海浮夢》中的達悟符碼:從移動路徑到祖島尋根
  二、《安洛米恩之死》中達悟知識系統的捍衛及危機
  三、《大海之眼》中的達悟尊嚴尋覓
  四、結語
第十一章 朝向母系的多族群民族誌:陳耀昌《福爾摩沙三族記》中的歷史再現
  一、變動中的多元種族融合
  二、國姓爺的通俗想像
  三、查某的成長小說兼家族史
  四、結語
第十二章 重構菲國華人主體:連明偉《番茄街游擊戰》中的三重「反成長」書寫
  一、混血華裔孩童的流動懵懂主體:〈番茄街游擊戰〉
  二、純正血統的僭越與菲華文化位階:〈我的黃皮膚哥哥〉
  三、雌雄變身的慾望主體:〈情人們〉的性別認同
  四、結語

結論:再談台灣文學中的性別與族裔
後記
徵引書目
各章出處
索引

導論:現當代台灣文學中的性別與族裔(摘錄)
 
台灣是個多族群的島嶼。因其重層殖民歷史,在台灣文學史的書寫上,「反帝、反封建」與反殖民是常見的大敘述(master narratives)。國族主義掛帥的評斷標準雖自1990年代以來逐步鬆動,但具強烈社會意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仍為文學史家所偏愛。以相對菁英的新文學作品來論,除開賴和、楊逵、吳濁流等較早被納入日治時期文學「正典」的幾位作者,以另類風格取勝的作家(如以描寫蒼白知識分子著名的龍瑛宗、提倡超現實主義詩學的楊熾昌、將現代主義美學發揚光大的翁鬧等)也陸續獲得關注。同樣在1990年代,原本被冠以皇民文學作家稱號而受批評的陳火泉與周金波等人,也因學者致力於回到歷史現場的脈絡化閱讀,有了翻身契機。與此同時,關於通俗文學課題的挖掘也開始起步。
 
從今回望,研究課題已相對寬廣,國族論述也不必然地唯我獨尊,但對於性別論述和族裔(ethnicity)課題,尚存深究空間。關於性別和族裔,自九○年代以降,已積累若干前行研究。以專書為例,性別方面的研究,論文集可見諸:鄭明俐編的《當代台灣女性文學論》,以及梅家玲編的《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縱論式的研究,可參見范銘如的《台灣女性小說縱論》。斷代研究,則可見於李仕芬的《愛情與婚姻:台灣當代女作家小說研究》、郝譽翔的《情慾世紀末:當代台灣女性小說論》、樊洛平的《當代台灣女性小說史論》、及王鈺婷的《女聲合唱──戰後台灣女性作家群的崛起》。清楚可見,日治時期由於女作家數量有限,與戰後相比,形成了難以避免的研究缺口。而戰後文學的研究成果,不乏援用特定理論框架的探討,例如邱貴芬的後殖民觀點、林芳玫的女性主義角度、劉乃慈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為切入點的考察。族裔方面,同樣僅有少數觸及日治時期的專書研究,以朱惠足的《帝國下的權力與親密: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種族關係》為代表。至於戰後,則有陳國偉的《想像台灣:當代小說中的族群書寫》,探討解嚴後,在以福佬人為中心的主流文化論述下,四大族群(福佬、客家、外省人、原住民)如何藉由小說創作,建構各自的認同。此外,亦有聚焦單一族群的研究,例如,浦忠成、楊翠兩人對台灣原住民作家的關注,以及黃鈺婷(Phyllis Yu-ting Huang)對台灣文學中的外省人之再現的個案梳理。
 
本書的特色,與前行成果相較,可扼要歸納為四點:一、打破以政治為主導的戰前和戰後的時間分野,涵蓋日治到千禧年後的台灣文學;二、進一步拆解、重探現有的台灣文學範疇,展現新的觀照視野,例如,將跨語際摹寫、翻譯的面向納入,不特定侷限於女性作者的創作,囊括男性作家透過性別這一稜鏡所折射出的觀點和立場,也留意到看似(或理當)「陽剛」的反共故事中鑲嵌的感傷性;三、挖掘討論度相對仍有限的作家和文本,例如潘壘、連明偉、陳耀昌、原住民女作家里慕伊.阿紀的長篇等,現有研究皆仍屬稀疏;四、對已被認可的作家作品,提出新的文本詮釋角度,例如將王藍、郭良蕙的作品並置於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場域中重新解讀,論證反共文藝審美機制內部自有的隨機性。至於更為精細的差異,或如何與前行研究展開對話,將於各篇分論時進一步闡述。
 
以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研究來說,目前仍以1920年代中葉之後崛起的新文學作家,受到較多矚目。為凸顯新舊文學的轉折流變,筆者選取了過渡期的作家謝雪漁的模擬譯寫,作為思考「台灣」文學的起始點。之後崛起文壇的新文學作家群,以中文或日文書寫,開展了1930年代的三個主要書寫面向─國族或社會主義的路線、現代主義或超現實主義、長篇(漢文)通俗小說。當中有多位擅寫女性,且關注女性在殖民地台灣的命運,字裡行間不乏同情。但當這些男作家們在文本中不斷地塑造堅韌的女性形象時,這些形象亦折射出男性作者的特定想法或文字風格。例如翁鬧筆下的女性,即常是男主人公傾訴的對象或慾求的目標。龍瑛宗筆下的堅忍女性,則為善感的男主人公提供慰藉。呂赫若〈廟庭〉、〈月夜〉等篇的柔情敘述下,傳統的婚嫁觀不時呼之欲出,呼應了許俊雅所言的男作家筆下正面的女性(諸如獨立、能擔大任的賢妻良母形象),歸結到底,似乎重回傳統價值觀和父系結構。正因性別這一視角為日治時期文學家創作時的敘事重點之一,他們(因多數作者為男性)藉由不同女性形象,試圖傳達的意涵,便格外具研究意義。
 
在殖民地的操作體系下,除了性別議題,族群問題亦是不可避免的挑戰。畢竟,殖民統治不只是(至少)兩種族群的交鋒,更牽涉了殖民者對被殖民者除了政治箝控與經濟剝削外的知識建構。不論日本,抑或西方殖民母國,常採用的論述不外乎「文明」與「野蠻」的對峙,以費邊(Johannes Fabian)針對其專業(人類學)領域的話來說,即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並不存在於同一時空之中。殖民者否定了被殖民者與他們同時代(denial of coevalness),因此在論述上,被殖民者總被描繪成「原始」、「野蠻」,甚或一成不變的、靜態的、可隨時被研究的他者。亦有學者指出,當日本殖民者一方面將日本的優越強加於被殖民者,一方面也同時希望藉此恢復他們自認純正的,現代日本已失去的原初過去。即,將被殖民者他者化,在某程度上是因殖民者自身的心理需要。
 
「文明」與「野蠻」的二分,在日本對台灣人的殖民論中屢見不鮮。值得注意的是,日人對於漢人和原住民,採不同的管理方式。為了貫徹同化的政策(簡言之,即是必須在法律上「提高」台灣人的地位),內台共婚自1932年後被允許,且被合法地承認,但實際上並不普遍。迎娶日本女性者,以台灣較為顯赫的家庭的曾留學日本的男性機率較大。處理此題材的著名文本,如在台生活多年的庄司總一的小說《陳夫人》,即描寫日本女子嫁入台南望族家庭。日本男性迎娶台灣女性,礙於聘金,亦非易事。處於種族層級最底層的台灣原住民(尤其是高山族),更是日人的知識建構下的「化外」之民。對於台灣的漢人,日人與台灣市井小民之間的衝突,自日人警察在文本中的惡行惡狀(例如賴和的〈一桿「秤子」〉)即可見一斑。不可忽略的是台灣漢人(即同族群)中的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例如在殖民體系下任職的小知識分子,或是依附日本人,為虎作倀的台灣人。前者可見於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對統治者不滿,但又自視甚高,鄙視自己同胞的陳有三。後者可見於楊雲萍〈光臨〉中,台灣人保正媚日的扭曲行徑,而其〈秋菊的半生〉敘述貧家鬻女為婢,秋菊被賣到富有的台灣議員家後遭到玷污,最終投河自盡,則巧妙地將殖民體系與男性霸權鏈接起來。
 
然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並非是絕對的,而是需要因地制宜,被不斷地協商與重新界定。殖民者到了殖民地旅行或居住,離開了日本帝國,與母國文化之關係即需調整,而日/台通婚對維持族群界線,更添棘手難題。日本領台後,因著中期以來同化政策的施行,儘管其打出「一視同仁」的口號,在實際生活中,台人仍不免遭到差別待遇。1936年9月小林躋造上任後,皇民化運動逐步展開。1941年皇民奉工會成立,台灣的人力物資進一步被編入日本軍事體制。在戰爭總動員下,皇民煉成的極致,即是為日本天皇及其皇國大業捐軀。具體地說,不僅要有殉國的精神與勇氣,更是為「聖戰」捐軀後,方能真正地從被殖民者的身分轉化成日本人。當中的著名例子,為泰雅族女孩莎韻於1938年9月失足落水的意外,經殖民者的「收編」,成功地衍化為一名純情少女為皇國獻身的愛國神話。死後方能翻轉身分,說明了(性別化的)「成為日本人」(becoming “Japanese”)和「是日本人」(being Japanese),或「本島人」(台灣人)和「內地人」(日本人)之間難以跨越的族裔鴻溝。
 
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在國民黨頒布的一系列提倡反共抗俄,以及獎勵戰鬥文藝的體制下,儘管作家們的創作難免需要妥協,但並不意味著黨國機制影響下的作品,美學價值必然大打折扣,也不意味著其他(非主流)的文學風格,便全然沒有倖存空間。其實,即便在政治氛圍相對凝重的戰後初期,作家們仍持續在體制內做出不同嘗試。由於語言的轉換,除了少數幾位能在短時間即以中文創作(如呂赫若),或原本中文底子即不錯(例如曾在北平生活的鍾理和),多數本省作家皆需時間學習中文。因此,文壇以戰後來台的作家群體為主力。活躍文壇的男作家主要由軍、政背景組成,作品不少描繪大陸軍旅生活,並帶反共主題。本書探究的王藍、柏楊之作品,即屬此類。當時也因冷戰格局,國共意識形態的對峙,也延伸至爭取東南亞的僑民們。本書也因此選取了出生越南的作家潘壘為討論的個案之一。
 
同一時期,自大陸來台的女作家為數頗多,且素質整齊。她們主要書寫政治之外的生活,取向也較偏感性的「閨秀」風格,散文的成績尤其斐然。《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即為這些作家,如謝冰瑩、孟瑤、鍾梅音、張秀亞、徐鍾珮、郭良蕙、琦君等五○年代重要女作家的投稿園地。然而,在當時反共當道的局勢下,她們的作品相形邊緣。郭良蕙的例子,更說明了當時文學場的重層遊戲規則。經過了六○、七○年代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的交鋒,八○年代的文壇,見證了台灣本土女作家的崛起,且佳作不斷。蕭颯、蕭麗紅、袁瓊瓊、廖輝英、李昂、平路等五○年代左右出生的女性作者們,或專寫家庭與婚姻的閨秀溫婉,或直面情慾的聳動,記錄了台灣婦女在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進程中之掙扎與困境。
 
解嚴後,女作家們亦投入政治歷史書寫,巾幗不讓鬚眉。以性別(女性)的角度重探歷史,李昂的《迷園:世紀末的女性伊甸園》,和平路的《行道天涯》皆為佳例。前者可謂啟動「性別加政治」這一敘述模式的重要先例,之後在《北港香爐人人插》中有更為辛辣的發揮,而後者則以「國母」宋慶齡的視角重構了建國史,也為其後以女性角色入手,反思台灣歷史的《婆娑之島》立下基礎。兩位年紀相仿的留美作者亦不約而同地觸及兩岸政治,作品緊扣台灣詭譎多變的政經現實。當代台灣的女性創作群體所經營的題材極為多元,眾聲喧譁,無法以單一的標籤或風格粗暴地化約其創作的多樣性。
 
同樣在八○年代,值得注意的,尚有在台灣文化本土論述中,乘勢而發的原住民文學。如上所提及的「他者」論述,台灣的原住民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多處被觀察、再現的對象,其再現者包含清朝的遊歷宦人、日本人、台灣的漢族等。也因此,原住民作家的進入台灣文壇別具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的意味,為漢人獨尊的意識形態提供了另一視角。其中由泰雅族女士綢仔絲以年幼時學會的日文片假名寫成的手稿,經學者訪談整理而出版的《山深情遙─泰雅族女性綢仔絲萊渥的一生》,在族群、性別、甚至殖民記憶、語言課題上均別具意義。
 
過去三十年來,原住民作家們的創作也從短篇故事、詩歌等逐漸開展至長篇小說,其中女性作者的創作力不容小覷。麗依京.尤瑪(Lyiking Yuma)、利格拉樂.阿(Liglave A-wu)、里慕伊.阿紀(Rimuy Aki)、達德拉凡.伊苞(Dadelavan Ibau)等均頗具代表性。無獨有偶,「客家文學」一詞亦在八○年代被提出。對客系作家作品特色,甚或語言使用的思考本無可厚非,但作為一個文學的系譜,客家人源流的眾說紛紜與遷移史的駁雜,卻弔詭地消解了其「根」的論述。
 
早在戰後初期,族裔之間的文化碰撞,即不時在文學作品中浮現。當時的族裔問題,最集中的呈現,為本省人和戰後初期來台的外省人之關係。台灣女性受來自中國的男性所吸引,以及最後的幻滅,不僅是終戰結束後台灣「祖國」情懷的演繹,也呈現出當時外省人(特別是男性)和本省人之間的優劣社會位階。常為人所討論、或曲解、誤用的作品,為客籍作家鍾理和於1959年寫就的自傳性散文〈原鄉人〉。文章從敘述者孩提時代的「人種學」回憶開始,福佬人、日本人、原鄉人(大陸人)相繼登場,道出了敘述者對「原鄉」(中國)的揣想,以自己追求自由的出走作結。但在白先勇於六○年代發表(之後結集成《台北人》)的短篇中,台灣人與大陸人之間的關係有了翻轉。鍾理和筆下大多為「不是很體面」的大陸人,在白先勇筆下,卻不乏形象不佳的本省籍(尤其女性)人物。相較之下,林海音的〈蟹殼黃〉(1957),藉由食物寫外省人的離散,以及操著南腔北調的各省人士來到台灣後的(不能)磨合,最後以廣東男子與台灣羅東女工的通婚收場,自況之餘不失輕鬆幽默,也多了份包容。
 
除了本省(福佬人)/外省漢人間的互動外,在台灣四大族群中,另兩大群體(客家人以及原住民)也分別強調其文學書寫的特色。客家族群由於在人數比例上(約13.5%)大幅少於福佬人族群(約73.5%),因此,雖是台灣的第二大族群,文學大家輩出,其族群特性在文學表述上並不特別鮮明,但其在大河小說文類中的耕耘,令人側目。例如,鍾肇政的「台灣人三部曲」聚焦全體台灣民眾的淪日哀史,李喬的《寒夜三部曲》則將客家人的辛勤的渡海墾拓,展演成台灣人先民百年來的奮鬥史。其在《埋冤1947埋冤》打造台灣人精神意識時,也多以福佬話表述,呈現本省/外省之別,而非福佬人/客家人之別。值得關注的是,解嚴後客家族群意識明顯攀升,母語的訴求漸形重要。1987年10月《客家風雲》雜誌的創刊,以及1988年年末,以此雜誌社為中心,籌劃發起的「還我母語」運動,到1994年秋季首家客語電台「寶島新聲」開播,均為其成果。
 
無獨有偶,同在解嚴前夕,福佬作家宋澤萊倡議台灣的民族文學與母語的關係。然而,他所指的母語為台語,並進一步在其小說和詩歌創作上實踐台語書寫,儘管他認為台灣民族文化「涵攝山地文化、福佬文化、客家文化、外省文化」,以區隔「中華文化」。而原住民作家也不遑多讓。瓦歷斯.諾幹即認為,1988年方是原住民的主體建構的伊始。他將原住民的現代文學分為三階段:1930至1945年為「去主體化」期、1946至1988年為「漠視化」期、1988年起才是「主體建構」期,凸顯了原住民身分在日本人、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所遭遇的不同國家機器制度化的壓抑。
 
由上可見,解嚴前夕台灣的族群文化論述,具紛陳多音之貌,不難想像,解嚴後的台灣文學,族群書寫成了作家筆下一個重要且常見的主題。其實,自七○年代末期鄉土文學論戰以來,台灣在文化論述上,持續地朝本土性方向開展,「台灣文學」作為一自主的文學系統這一概念,也在若干本土論學者的發聲下,逐漸在八○年代獲得確立。然而,原住民因著其先來後到的歷史淵源,是本土論學者建構其理論時不得不面對與反思的面向。值得一提的是,在族群共存的移民社會,本土性(indigeneity)並不無條件地等同「本真性」或「合法性」,畢竟認同與身分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需要不斷磋商、選擇的過程,這也說明了何以九○年代中後期,原住民知識菁英(例如夏曼.藍波安以及亞榮隆.撒可努等人)選擇重返部落,重新建立他們與其族群傳統之關係。
 
現今台灣,四大族群的融和問題並未如政治文宣般,一切粉飾太平,反而繼續展演著不同的主/客之可能。以文學來說,九○年代後因跨國通婚而來台的「新住民」,歸化為台灣籍、自馬來西亞來台的作家社群,甚或是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作品,在廣泛的意義下,皆未嘗不可作為思考台灣重層族群關係的線索和契機。當然,就政經格局來說,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惘惘的威脅」(套用張愛玲的話),亦是不可迴避的挑戰。也或許不妨取道經貿史學者津津樂道的海洋論述,換個角度來看台灣的族群史,將歷史縱深拉長,往前追溯約四百年,從荷治時期,細說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