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的體驗與解讀

橋本恭子 著
涂翠花、李文卿 譯

誰在這座島嶼寫作?臺灣文學並非狹義的臺灣人的文學,
還應包括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創作,這是島田謹二給我們的啟示。


島田謹二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比較文學學者。他不但使「比較文學」這門發源於歐洲的學問在戰後的日本落地生根,而且也是一位教育家,培育出平川祐弘、芳賀徹、小堀桂一郎、龜井俊介等多位優秀的後進。他是日本近代比較文學的栽培者。可是相對的,他在臺灣所受到的評價卻相當低,他的真實面貌始終模糊不清,本書希望可以讓臺灣讀者重新理解島田謹二這個人物以及他的工作,以臺灣時代為中心,從各種角度描述他的生涯與成就。


本書將島田謹二其人及其業績放在大的時空背景下,進行多方面的描寫。至今在臺灣關於島田謹二,大多是以1940年代臺灣文壇為背景,從《華麗島文學志》中部分論文與他的關係來討論,使得他的形象也近乎定型。盼能透過此書,能夠多少打破過去對島田的刻板印象。同時,也試圖找出島田臺灣經驗的意義,以及在他背後無數在臺日本人臺灣經驗的共通之處。更希望因此能夠開拓未來對在臺日本人研究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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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本恭子

2003年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畢業。2010年日本一橋大學語言社會研究科學術博士。專門研究臺灣文學、華文文學、比較文學。 日本社會事業大學、津田塾大學外聘講師,及小平室內漢語角負責人。著有《『華麗島文学志』とその時代――比較文学者島田謹二の台湾体験》(東京:三元社,2012年)。翻譯出版了阮慶岳、陳映真、彭小妍等作家的作品。翻譯出版了阮慶岳、陳映真、彭小妍、鄭鴻生等作家的作品。

圖輯
「臺灣研究先行者」序言
前 言


第一章 來臺之前
一、童年、青少年時代
二、東京外國語學校時代
三、米澤高等工業學校及仙台第二中學時代
四、東北帝國大學時代

第二章 職場:臺北帝國大學與臺北高等學校時期
一、殖民地的帝國大學
二、教師們
三、上司與同事
四、學生們――新垣宏一、中村忠行、黃得時

第三章 學問:法蘭西派英國文學研究延伸到比較文學之路
一、法蘭西派英國文學研究
二、比較文學研究

第四章 臺灣的文藝運動與《華麗島文學志》
一、《華麗島文學志》誕生的主因
二、外地文學的課題
三、鄉愁

第五章 太平洋戰爭下的島田謹二
一、太平洋戰爭下的島田謹二
二、對女性文學的關心
三、前往香港

終章

後記
註解
附錄一 島田謹二略年譜
附錄二 島田謹二在臺時期著作年表(1929-1944)
參考書目

前言(摘錄)
 
島田謹二(1901-1993)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比較文學學者。他不但使「比較文學」這門發源於歐洲的學問在戰後的日本落地生根,而且也是一位教育家,培育出平川祐弘、芳賀徹、小堀桂一郎、龜井俊介等多位優秀的後進。如今,看到這門學問在日本發展的狀況,不禁覺得島田謹二在它的揺籃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感慨萬分。他是日本近代比較文學的栽培者,就算再怎麼強調他的功績也不為過吧。
 
可是相對的,他在臺灣所受到的評價卻相當低,這多半要歸咎於日本統治時期他在臺灣著作的在臺日本文學研究《華麗島文學志》。從1929年春天到1944年秋天,他在臺北帝國大學和臺北高等學校執教,除了努力鑽研法國派英國文學以及比較文學等學問之外,也很關心從1895年日本占領臺灣以後,日本人在這塊土地上展開的文藝活動,而以〈華麗島文學志〉作為總標題發表了許多論文。可是在這些論述中,並沒有表現出他對臺灣人文學的理解。而且,1940年代,當文藝雜誌《文藝臺灣》和《臺灣文學》把臺灣文壇一分為二時,他依附以日本人為中心的前者,因此被視為有殖民地主義傾向,長久以來飽受譏評。
 
臺灣文學作家和和臺灣文學研究者談論島田謹二時,字裡行間都流露出一種非常鮮明的憎恨或厭惡之類情緒,這是特別令人在意的一點。活躍在1940年代的臺灣作家自不待言,而近年來的新生代與中生代研究者也有這樣的趨勢。在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從事文藝活動與文學研究的其他日本人,還有西川滿、濱田隼雄,以及臺北帝大的矢野峰人、神田喜一郎、工藤好美、瀧田貞治、中村哲等人,可是和他們相較之下,對島田謹二的評價似乎特別嚴苛。
 
讀過一遍《華麗島文學志》,就能充分理解島田謹二確實會在臺灣人心中激起負面情感。而他的真實面貌始終模糊不清, 負面形象以及對於負面形象的抨擊卻不脛而走,這也是無法否定的一面。在臺灣,人們對於《華麗島文學志》中所展開的文學(史)觀,還有他的為人處世,究竟有多少的理解呢?
 
過去,日本的近代文學主要是探討對於歐美文學的接受狀況,而上述的這種研究觀點確實把比較文學者感興趣的領域推展到東亞,賦予重新思考日本近代文學的契機。可惜多半都只是把歐美那一套後殖民地主義理論套用在日本的舊殖民地文學上,有關「比較文學」本身賴以成立的學問在它的形成期與殖民地統治之間的關係,並不在議論的範圍內,連《華麗島文學志》也沒有受到矚目。也就是說,日本也始終不曾理解《華麗島文學志》和島田謹二的臺灣經驗,比起臺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追根究柢,要歸因於島田謹二本身不再提起這個課題。既然他沒有釐清自己的課題,為了避免事情永遠拖延下去,身為傳承世代的我們就非擔起這個任務不可吧。
 
不過,這時千萬不要依據戰後的民主主義意識型態,輕易地評斷他的功過。我們當然必須先解析上個世代所犯的過錯和他們的極限,以批判的態度超越他們。可是也要徹底理解他們生存的時代,才能加以評論。唯有如此,才能看見真正應該批判的地方。因此,本書也以「理解」為先,務求真實呈現島田謹二這個人物和他的學問目標。
 
終章(摘錄)
 
到此為止,以臺灣時代為中心,瀏覽了島田謹二從誕生到遣返日本的前半生。概觀島田謹二所有的成就,就可以明白這段長達將近十六年的臺灣時代是多麼的重要了。因為在這裡奠定了基礎,戰後他才能夠以比較文學學者兼英文學者的身分大放異彩。比較文學自不待言,英國文學研究也打破一國文學的框架,唯有在遠離中央學問權威與傳統異族共存的殖民地,才能培養、磨練出他這種超越國界的多重思考方式。
 
而另一方面,島田謹二任意用自己的優劣基準,嚴格區分在臺灣遇見的「他者」文化和「我們」的文化,並且排出先後順序,藉此把政治的統治與被統治的結構合理化。他無論如何都無法掙脫殖民地的宗主國人的心態,這種態度也反映在他做學問上。進行比較文學研究時,他採取了雙重標準,對於日本文學與西洋文學的比較,援用「國際主義」的影響、交流研究的方法;可是對於日本文學與臺灣文學的比較,卻從頭到尾援引對比研究方法,堅持「一國主義」的態度。結果描繪出扭曲的世界文學地圖,以歐洲為中心,日本緊跟在旁,中國和臺灣則被推向邊緣。
 
當初島田謹二開始接觸西歐近代比較文學時,就看清其中依然存在根深柢固的西歐中心主義。他原本是為了以批判的立場超越西歐近代比較文學,因而樹立日本派比較文學。可是到最後,他還是頑強地固守西洋在最上面,其次是日本,最下面才是中國和臺灣這樣的文明階梯圖。這是因為當時一般的日本人腦海中充滿了崇拜西歐和蔑視亞洲的刻板觀念,意外地也在他心中根深柢固,而他並沒有同時修正過來。可是他明明擁有標榜著「文學之國際主義」的「比較文學」的學養,為什麼無法擺脫那樣的態度呢?
 
鑑於他出生、成長的時期,正是日清、日俄戰爭之間的明治國家主義高漲的時代,他被蓋上與「愛國心」表裡一致的蔑視中國(亞洲)印記,又被迫帶著這個無法抹滅的印記過了一輩子。對這種遭遇當然可以有某種程度的理解,因此用這一點批判他個人的道德倫理水準,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在他學習「比較文學」這一門學問的過程,如何重新解讀「比較文學」;或者「比較文學」對他的亞洲觀產生了什麼樣的作用,這些才是應該探討的問題。雖然從結論來說,很遺憾地,並不能改變任何結果……。
 
這想必和島田謹二的「臺灣經驗」有密切關係。那時,他不是個過客型的旅行者或短期停留者,而是決定永遠居住的「長期生活者」,這一點就變得很重要了;而他是執教於臺北帝國大學和臺北高等學校之類島内最高教育機關的「殖民地官僚」,這一點更不容忽視。
 
重提一下舊事,1930年代中期,島田謹二自己拒絕了回到内地的機會,而選擇在臺灣安居下來。也就是他把這個地方當成第二故鄉,要永遠住下來的意思。既然如此,就會以維持「現行」政治制度作為前提,期待在理想的研究環境裡安居樂業。可是殖民地社會的基盤脆弱,在臺日本人經常覺得不安心。内地已經回不去而決心埋骨臺灣的日本人,他們心中似乎有相當強烈的恐懼和不安,總是擔心萬一社會結構有所改變的話,該怎麼辦才好呢?為了消除這種恐懼和不安,就必須防止動搖殖民地統治根基的事情發生。
 
儘管島田謹二接受了「比較文學」,可是卻堅決不和臺灣人交往,也不接觸「臺灣文學」,頑固劃地自限的背後,或許不能否認是這樣的意識在作祟吧。為了維持統治與被統治的結構,和臺灣人之間就絕對不能產生任何「交流」關係,而只能用「對比」方法,在彼此之間劃出一條界線,然後排列出優劣順序。
 
這無非是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所說的「『殖民者』主張所有權的姿態」。薩依德說:「殖民地―—亦即地理上的占領者,要不擇手段地主張佔有權」,其實這種姿態「不是自信的表現,而是潛在的、常常被否認的不安徵兆」。原住民不必特地說明或一再證明他們屬於某個地方,反之,統治者就必須經常用盡方法主張所有權。何況是像臺灣這樣的統治結構不安定的社會,更要無所不用其極。「殖民地文化的宿命,就是自己要為了自己而不斷地自我確認。」對島田謹二而言,就是要再三主張日本文學的優秀性。
 
島田謹二的臺灣(文學)觀終究是來自殖民地生活者的觀念,認為自己始終擁有這個島,因此「比較文學」這種「觀念」才會無法修正他的觀念。在日本統治下的香港,他對陳君葆等中國人所表現的一種高壓姿態,也是出自相同的根源。戰敗已經迫在眉睫,中日關係的逆轉只是時間問題了,所以才需要誇示這種「宣示所有權的姿態」。在這種特殊狀態下,他和劉纕英之間的戀愛,因交往的時間太短暫,讓他無法深思熟慮並反省自己對中國人的態度。
 
而戰後島田謹二還是不改這種態度,就是因為他輕忽了殖民地經驗者應該要重新思考的「什麼是殖民地」這個問題的結果吧。誠如「前言」中所述,不必面對這個問題,與其說這是島田謹二個人的問題,還不如說是戰後日本的問題。儘管如此,他沒有從「比較文學」的觀點,重新思考自己的殖民地經驗,還是令人覺得很遺憾。
 
如果要談論殖民地統治的是與非,在本國的知識分子比較容易主張「非」,因為他們與殖民地沒有什麼利害關係,若是失去殖民地也不會影響他們的生活。可是生活基盤在殖民地者,就很難論斷是非了。例如,即使是良心掛帥的人,頂多也只會給予改良主義式的批判吧。因為不只是利害關係,而是攸關生死之類更迫切的問題和複雜的要素――例如對土地和異族的愛也包括在內――往往就會使他們期望可以繼續統治殖民地。因此,像島田謹二這樣的殖民地經驗者,在深思熟慮之後,如果要從殖民地内部慎重地說「非」,他們的論理就會和外部那種稍微流於無責任的批判有所不同,也許能夠產生更根本性的論調吧。在這種時候,比較文學這門學問能夠提供什麼樣的觀點呢?站在島田謹二的立場上去思考這個問題,也許是日本的比較文學研究今後最緊迫的課題,同時也是砥礪學問的寶貴契機吧。